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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香味俱全，这话说得没错，小米粥配上胡萝卜块，看起来诱人了许多。

我把粥送到茹慧嘴边，茹慧吃了一小口，马上就吐了出来。我连忙取了毛巾给她擦嘴，问道：“你这是怎么了嘛？”

给茹慧擦嘴时，我碰到了她的脸，她的脸滚烫滚烫的，我心里一惊，说：“你发烧了。”茹慧却抓住了我的手，可是她的手比脸还要烫，抓住我的时候就像烙铁一样烙着我的手。我说：“这可不行，得赶紧去找医生。”

茹慧拉着我不让我走，眼睛里充满了腊月里天上的太阳才有的那种光亮，这光亮一点一点闪烁着，最后就变成了眼泪，一滴滴往下落，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没用了。”茹慧抓着我的手说，声音微弱而吃力。

“你又说胡话了。”我说。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茹慧的死的那天晚上是我最难忘的记忆，那记忆就是根锋利而坚硬的针，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每扎着我的心，扎得我疼痛难忍，有时万箭穿心，有时又一剑毙命，而我却呻吟不出来。这种痛苦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的。

茹慧发烧的那天下午，我去请梅镇医疗站里的那个年轻医生，他提着药箱来到我家，又是听诊又是看舌头忙了一通，最后开了十几粒白色的药片给茹慧，嘱咐我说：“每天三次，每次一粒。”

我看着那堆药片，心里一千个不放心，我问年轻医生：“这能治好吗？”

医生当着茹慧的面说：“能。”后来他又把我拉到院子里，轻声地告诉我：“病人看起来很危险，你还是做两手准备吧。”我听医生这么说，猜出了医生话里的意思，双腿一软差点坐下去。

我生气地对年轻医生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嘛。”心中升起的却是无限的恐慌。不过我还是没往坏处想，我想同州城里大医院的医生都没说不行的话，他一个年轻人能懂多少。

茹慧吃了药片，睡了过去，直到晚上才醒来，可是温度却没降。我安慰茹慧说：“也许再吃两次就不烧了。”

在我的要求下，茹慧每天吃三次药，一次都没拉下。她每次吃药时，我的心几乎都要悬到嗓子眼，我真怕她会吐出来。

那些药片吃完后，我以为茹慧的烧能降下来，可是我一摸她的额头，还是那么烫。我焦急而无奈地坐在院子里，心里诅咒着那该死的病，骂着骂着我就想到了老中医，我倏地从地上跳起来，直奔老中医的家。

老中医比以前更老了，不光腿变瘸了，而且腰也弯得不成样子，双手垂下来几乎都能摸到地面。我红着眼睛告诉老中医，医疗站的那年轻医生说茹慧不行了，那是放狗屁。老中医听了我的诉说，提起拐杖说：“走。”

我就喜欢听老中医说“走”，这个字从老中医嘴里说出来毫不犹豫，坚定有力，光听这个字就能让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他看不了的病。

老中医不听诊，也不看舌头，他只把脉，眼睛闭着神情严肃。过了一会儿，老中医拿了拐杖就往外走，我想这老先生，看完病应该开药方，他怎么能给忘记呢，我跟着他走了出去。我在院子对他说：“老先生，你还没开药呢。”

老中医摆摆手，说：“不开了，不开了。”

我说：“怎么不开了？”

“不开了，给她吃点好的吧。”老中医最后说，说完就走了。我当时没想明白老中医的话里有别的意思，等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我回到房里，茹慧正靠在炕墙上抹眼泪，我心里也是一阵伤心。

避过孩子们的时候，茹慧常对我说：“我是过不了这个年了。”

我说：“不能胡说八道，你最少还能过五十个年。”

大家族　第六章（11）

茹慧凄然地一笑，又说：“我走了后，可就苦了你了，儿子还没长大，还有奶奶，都是负担。”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下，目光很柔和地注视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慌。

“我这辈子本以为生不出一男半女，可老天厚待我，让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我对得起你，也对得起梅家了。”茹慧又说。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茹慧，只能劝她别胡思乱想。我说：“不行咱就再去一次城里的医院，乡下医生水平不行。”

谁能想到事情没隔几天就发生了。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我提前把过年的鞭炮拆了一串，给了东山和西山每人一半。我对两个儿子说：“去放放炮仗，不过得小心手。”

儿子们牵挂鞭炮很长时间了，听我这么说，乐得屁股都要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