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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戏剧性地变更着一切，人的命运，人际关系可以在不长的时期里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无论有着怎样严肃的历史背景，进行过怎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落实到民间，始料不及的后果常使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九年春夏间，拉萨平息叛乱的硝烟还没散尽，索县一带已经战云密布。赞丹寺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我在索县正巧采访了当年敌对的双方——昂巴和洛布丹增。他们现在都是索县干部。离开索县不几天，我去安多县又找到当年参战的明加，补充核实了情况。将采访笔记如实摘录如下：明加说：当时我在索县和巴青之间的荣布道班当小工。道班上的十三名工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汉族同志。那一天就像和平年代里的每一天一样，早晨起来没发现一点儿异常预兆。大家出去修路，我和一位汉族孕妇把开水装在桶里，拿车子推往工地。一出门，埋伏的叛匪就向我们开枪了。一时枪声四起。我们赶紧逃命。孕妇的丈夫就在前面不远的工地上，听见枪响就直奔他的妻子。我亲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双双打死。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被活捉。他们见我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小孩，就叫当地老乡临时看管我，夜间老乡把我放了，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到了索县军管会。各道班工人没死的都集中在雅拉乡的养护段里，共有百多号人。此后我们的军管会就在养护段院子里坚守了四十一天。

昂巴说：我当时二十岁，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上学，听说拉萨叛乱了，我们提前毕业赶回平叛。回索县不久，叛匪就打着“白色圣军”旗号，纠集了丁青、巴青、索县一带土匪和部分群众、喇嘛，共三千八百多人，占领了四面山头，把索县军管会远远地围困起来。叛匪司令部就设在北面日崩山上的尼姑寺里。我们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活动：南山上的在捉虱子，西山上的在掷骰子。

洛布丹增说：我七岁就在赞丹寺注册当了小喇嘛。那年我十七岁，寺庙里的翁则、铁棒喇嘛和三百多喇嘛都参叛了，我也跟着上了山。把刚修好的通往那曲的路都给堵起来，防止他们的人来增援。

明加说：北面来的增援部分是青海的骑兵团。听说已到巴青，军管会派我随一位作战参谋前去联络。好不容易找到骑兵团驻地，那些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的证明，不问情由说我们是叛匪的探子，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天派人去索县证实了我们身份，才放了我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那位作战参谋本来很帅的，给折腾得灰溜溜的。就这样，那一年我当了一回敌人的俘虏，又当了一回自己人的俘虏。

昂巴说：赞丹寺的地位很重要，养护段院子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军管会首长明智地决定派一个小分队抢先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小分队有二十一人，只有我和彭措两个藏族，彭措比我大一岁。我们负责向敌方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我们在寺顶坚持了二十多天后，大约在八月十九日夜间，叛匪纠集了四十人的“敢死队”冲进寺庙底层，打死了我们的队长，我们退守最高一层楼顶。敌众我寡，又是短兵相接，我们处于劣势。对方高声叫骂，说我和彭措是“叛徒”，我们就回答：“有本事你上来呀，给一粒花生米儿你尝尝。”

洛布丹增说：那四十个人的敢死队的组成，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喇嘛跳神决定的。给每一个敢死队员发一个泥巴做的人脑袋护身符，挂在胸前可以刀枪不入，保证能活着回来。万一死了的话，保证能上天堂。我没参加敢死队，是随后进去的。看到被打死的那个汉子，还镶着金牙呢。

明加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在下边用电台和那曲联系，请求空军支援，轰炸叛匪司令部，没想到飞机虽然来了，但扔了颗炸弹在赞丹寺背后，差点儿炸了我们自己人。

昂巴说：赞丹寺六十多岁的老堪布（住持）是进步人士，他和我们一直坚守在寺庙里。眼看飞机还要继续轰炸，老堪布急中生智，把他珍存的一面红旗插上寺顶——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路过此地时赠送给他的——飞机发现误会了就飞走了。到了下午，叛匪在下面采取了行动：要锯断大经堂的柱子。不用很久，我们二十个人就会全部陷落在敌人手中。我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想硬拼了吧。但也有人哭起来了，说再也见不到家乡父母了。富有经验的副队长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