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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国人李璞满《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中摘译出《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在“介绍导言”中，刘伯承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夜间动作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

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况且摘译，又要有针对性，突出要点，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崇高责任心促进他自动地从事这种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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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4）

在刘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什么都不顾。

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广大红军指挥员和红大学员的学习提高，他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被公认为优秀的学习教材。

回答实战中的问题，必须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又加以理论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艰难的脑力劳动，刘伯承不仅长期为此坚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结晶丰富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学术。

为了开阔学员视野，使学习同当时的时局动向相一致，刘伯承充分发挥瑞金根据地人杰地灵的优势，先后多次邀请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红大做报告。

毛泽东、瞿秋白在红大做过讲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使当年的受训学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

朱德主讲的《游击战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给讲活了，为军事课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讲授《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建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斗争中发展党、建设党的若干设想。

此外，王稼祥、贺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红大讲过课。

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大有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大的成就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需要承担什么任务，恪守哪些职责，这是在红军建军初期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之一。

刘伯承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总参谋部工作方向费尽了心血。

刘伯承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以满足当时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学习要求。

他在《译者前言》中，用精练的语言讲明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要点：“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