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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里笼统说‘敌人集结数千余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壳！所以我要他们重新查明情况。”

山西有种圆毡帽，正反面不分，前后也不分。

刘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报告，比喻‘山西毡帽’。

他说：“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

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捉摸。”

为什么刘伯承对情报如此看重呢？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刘伯承当年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就有一条：“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

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由此也可以看到，刘伯承对人民的事业多么的负责啊！“茶壶里装汤圆——肚里有货口小出不来。

干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语文打基础，肚里没有几篇好文章打底子，写出来的文章不成个样子。”

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4）

刘伯承曾对干部教员王南讲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他关心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他还帮助王教员如何选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适合干部学习的范文。

刘伯承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他甚至对司令部干部传授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范本，从提出问题，摆出矛盾，进行分析，辨明是非，一直到阐明正确观点，解决矛盾。

使听者大受启发。

由于刘伯承具体倡导，所以一二九师的干部都能在战争中有所提高，还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工农知识分子。

刘伯承之所以能具有高明的语言艺术，这同他长期注意文学修养与观察社会有关。

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刘太行说：“我们说话，写文章，是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

不管学文、学工，都应该这样。”

刘伯承自己是学军事的，在工作中下达命令，总是要字字推敲，有时为了一个词要考虑很久。

因为文字是表达思想的，要别人照着办，这样就必须学会用文字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然会误大事的。

50年代，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要求翻译工作者加强中文修养，他还提出若干阅读书目，并且加以说明：“小说利于叙述，杂感文利于论辩；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好懂。”

的确，刘伯承的形象化语言就是为了“使中国人好懂。”

决心当好守门员（1）

1945年8月25日上午8时，延安城东飞机场的一架绿色的螺旋桨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亲自到场欢送二十位身穿普通军服的乘客登机，黄华负责随机照料。

事前，黄华同美军军事观察组办交涉成功，好在日本已经战败，观察组的运输机乐得为中共方面飞一趟，送走20个人。

美国人包括飞行员在内都不知道这20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不问究竟，就答应把人送到太行。

这条航线开通一年来，使用率不高，但是很安全，没有出过事故。

飞行途中，二十位特殊乘客安静地挤坐成两排，他们个个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

黄华心里明白：这二十位将帅回到各自指挥岗位，对抗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将要起到巨大作用。

飞机的轰鸣声，却干扰不了利用飞行时间思考的将帅们。

尽管机舱拥挤，座位不适，个子高的还得低头免得碰撞，挨三个多小时的委屈可以换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从军事利益出发，倒也心安理得，这一点点的小苦头，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迎接将帅的有好几组人马，他们一早就来到了山西黎城东阳关附近长凝简易机场，听从机场指挥，在指定地点等候绿色美国飞机的降落。

将到中午，飞机的声音由小到大，不多一会儿，飞机缓缓地下降，当机身徐徐安全降在滑行道上时，各个迎接小组，顿时兴奋异常。

“首长到了！”不约而同地呼叫起来。

黄华更是喜悦非常，总算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