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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第十四章　虎穴

就道德而论，东西方的谍报机构都属于灰色范畴。他们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为常常有违人伦。鉴于这一行的特点，一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似乎颇为不利。为了不违背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它不得不装出遵照民主程序办事的样子，不管这些宪法条款是否与谍报工作有关。无论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谍报机构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随时敞开自己的大门，任人审查而不影响其工作。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以应付其他部门的质询。政治家和报界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