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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古巴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尚没有能力扼杀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岛上旅行期间，感受到古巴共产党老党员和老工人运动成员对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帮的反感。老共产党员不赞成卡斯特罗搞个人崇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被身边的一群部长包围，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返回哈瓦那见到巴尔德斯或劳尔·卡斯特罗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已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外地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不禁觉得十分滑稽。我这个谍报头子大半生干的就是核对和分析有关他人的这类情报。可古巴人对此面无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话反倒显得失礼。一次，巴尔德斯主动提及我在乡下问的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权内部是否稳定团结的问题，接着不厌其详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特殊微型收发报机得知卫星上天的消息的。收发报机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功率却大到可以接收发自东柏林的讯号。我给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发报机起名为“戈戈风”，并告诉轻信的翁贝托，这台收发报机存在本身乃属于最高国家机密。世界上仅有这一台，目前仍处在测试阶段。翁贝托指天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内政部长举行的宴会上，所有人都向我们打听有关东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说，在古巴难得听到国内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后，皮内罗脱口问：“不是有戈戈风吗？”我不得不告诉在座的人，这是跟翁贝托开的一个玩笑。此后，可怜的翁贝托落了个戈戈风的外号。

天长日久，我与皮内罗的交情越来越深。早期颇为稚嫩的古巴外国谍报机构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凭着我与古巴上层领导人的老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的人藏在古巴。作为报答，我为皮内罗采购他所需要的窃听、解码和特殊摄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连德总统遇害后，皮诺切特将军疯狂捕杀左派人士。我们协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智利人，因此东德挺身而出，帮助智利的反对派人士。昂纳克喜欢看到东德向处境困难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一片白色恐怖。军人极右政权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这些国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东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年代东德援助拉美国家的举动使它赢得了人心。

皮内罗还向我讲述了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他俩最后几次交谈的情况。切·格瓦拉对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以结束危机的行为失望至极。“切以为他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演古巴的胜利，从而为我们减轻压力，”皮内罗说，“可古巴的情况十分特殊，不同于其他国家。他走之前我们大家就看到了这一点。”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时，还有一位年轻的东德姑娘塔玛拉与他同时罹难。塔玛拉的父母从德国移居到阿根廷时，她还是个孩子。一次她作为翻译陪同一个东德青年代表团访问古巴，之后未经允许留在古巴，爱上了格瓦拉，并与他一道踏上了最后的征途。这段爱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为东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玛拉死后，我的副手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访问哈瓦那时曾见过她一面。在古巴内政部入口处，他曾停下来与一位身穿军装的秀美姑娘交谈了几句。她就是塔玛拉。此后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测当时皮内罗正在帮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维亚的准备。不过我在古巴期间，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格瓦拉。古巴人已经学会遵守谍报工作的第一要义：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该知道的事。

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