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了几个事先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位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了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校长不是也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们早就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了。

1月23日召开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总是要不满意别人,才能唯我独尊。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

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们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 ?(待续) 。。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6)

我不认为自己写的大字报都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有的还完全正确。但是我本人确实有不少缺点,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又容易轻信,过分好强。这些跟我个人的修养有关,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能帮我改变这些不足,我将十分欢迎。我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去计较那些无理的指责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几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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