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2页)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

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如张三每天会在田间讲“薛仁贵征东”,每讲到“请听下回分解”,就得有人送上吃的,才肯接下去;李四的笑话让女社员捂着肚子坐在田埂上,再也不愿起来等等。

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要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个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空洞无物,一点不接触实际。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只得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却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学区党支书又特地交代了一回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待续)

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7)

开学前两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位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带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位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下午我在办公室备课,几位学生竟跑到教室里“打仗”,把刚摆好的课桌垒起来当“阵地”,拿椅子作“机关枪”,“嗵”“嗵”“嗵”打得正欢。我进去制止,他们一下子全跑光。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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