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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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万,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一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6)

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要在这弹丸之地种植好几样作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能够增加一些产量,也是很缓慢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那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兴高采烈的农民来说,简单地这样说说显然不会发生作用,所以社论又发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农村里重新造成贫与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十六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农户当中已经有一百八十五户在出卖土地。(《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6日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这一下就击中了农民的要害,土地在乡下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出卖土地的辛酸,其惨痛可与卖儿卖女等同。

那时候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说起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激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有几个农民说,他们真正见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一个若干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年去了苏联,一回国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样”。这些人都是当日农村中最有号召力的劳动模范,一向以务实为本,现在则像幻想家一样地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些人中间有河北的耿长锁。他去了乌克兰,看到那里一个集体农庄拥有两万亩土地还要算少的,即使二十万亩也算平常。三个洋人开着一辆叫做“斯大林八十号”的拖拉机转来转去,一天居然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深达九寸。耿长锁那双握惯牛犁的手伸在土里久久不忍抽出。“我们想在一天里面耕四百五十亩地,要怎样干呢?”他对自己的乡亲说,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副犁和三十副耙,而且只能耕四寸。”

还有吉林的韩恩。他的见闻更加令人神往:妇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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