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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亦幻亦真。

两天后,我便来到管理大坝的汉江集团公司,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建设大坝的那些岁月。汉江集团文协帮助我找来7位亲自参加过大坝建设的前辈,他们亲历了那个不平常的年代,

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已铸进了雄伟的坝体,他们的生命和大坝一起历经了岁月沧桑,而建坝时的艰辛在他们漫漫的回忆中,从遥远的时光中向我们走来——

穆道华:我是1958年8月从梅山水库调来的,9月1日大坝开工,我负责工地急需的50公里轻便铁路铺设,为大坝运送沙石料、混凝土,当时坝区没有任何路,便道都没有,沙石料都是民工肩挑背驮或用船装走水路。我每天到采石场、到沙石料基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10万大军没得吃、没得住,民工们都是从家里带红薯干、包谷糁,吃发霉的红薯干吃得直拉肚子。工地上没有厕所,随地拉,用两片席子一挡算是好的。女民工解手就几个人一围,中间那个人解手。没地方住,都是自己搭油毡棚、茅草棚,晚上睡觉都是在草上铺块三尺油布。一下雨,草棚四处漏雨,我们就头顶油布、身穿蓑衣。每个连几百人,每天都有1/3的人要上山砍树、割草,搭棚子要用,做饭要烧柴。这么计算一下,10万人的工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在砍树。伙食是以连为单位起灶,工地上到处都是灶,挖个土坑、支几块石头、放口大锅就是伙房。周围十几里的树都被一砍而光,草也没了,山都剃了光头,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我这个连队380人,每天五六十人上山砍柴,不砍没得烧。我们这个连买了两头牛,买了一盘磨,搭个棚棚磨麦子。自己磨面、自己种菜,荒山一片,没人供应。一顿饭一个馍、一碗南瓜汤是最好的了。我们每天一部分人去砍柴,一部分人推磨,一部分人到十几里外买南瓜。天老是下雨,河泥有半腿深,我们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汗湿了淋湿了都没有衣服换,到晚上把湿衣服铺到竹芭上,上面再铺几把茅草,睡一夜就暖干了……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4)

工地上每天都在搞比学赶帮超,有专人发小牌子,担一担土、拉一车石头都有人发给一个牌子,下工时检查,谁的牌子多给谁发个小红旗。

有些民工受不了罪就跑回去了,但编制很严,县里有师、公社有团、大队有营、小队有连,一查就把你查出来了,立即派人再把你送回来。丹江口大坝要是没有这一批傻用劲、傻吃苦、傻干的傻人,就没有今天这个坝……

张友定:我是1958年8月13日从治淮委员会来到丹江口的,我来时这里刚到了千把人,当时施工方案还没定,只见江右岸石崖上有人在打钢钎,但9月1日开工的时间已定。开工需要放石炮,但那时黑色炸药还没弄到,张体学命令临近的光化县必须马上找到炸药,事后不放心,又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两三吨炸药,这才放心。打炮眼的六角钢也是从光化找来的。9月1日开工那天,张体学和河南省省长一起挥鎚打炮眼。到9月底、10月初,两省10万民工陆续到达工地,一时吃住成了大问题,全是自己割草砍树搭茅毡棚。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编制,50天时间右岸就完成了1300多米的围堰,我是一师二团政委,一师是由13000多均县民工组成的。后来遇到汛期洪水,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一师组织了20个突击队,硬是用土、用石块、用人体堵住了漏口,把围堰修到99米高,保住了几万人5个月的劳动成果,一师民工功不可没。

汉江截流是1959年12月26日,龙口合龙原定1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3个小时10分钟,那年头,人都在拼命。合拢时李先念来了,我们在江上放水灯庆祝,即荷花叶子上放上点燃的蜡烛,上千个水灯在江面上漂呀。晚上李先念和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了顿晚饭。

我们二团有七个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从农村搞了磨,一个营从农村买两头毛驴推磨;我们自己挖地种菜,种南瓜、冬瓜,记得有一个冬瓜长了130斤!抬去展览了。

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到过工地,她一贯是“先生产,后生活”。张体学这方面做得好,他到襄阳、荆州的民工食堂去看生活,发现民工们就是吃清汤红薯,煮蚕豆、碗豆,吃整粮。当时工地上没有任何加工粮食的机械,他就立即让武汉的红星面粉厂连人带厂一起搬到了丹江口;有的民工得了浮肿病,他就调黄豆,让煮黄豆吃,他说吃煮黄豆能有助消肿。1960年肚子饿得厉害,过春节时,张体学让给四级工以上的工人每人发瓶白酒,干部没有。老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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