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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得天下，但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管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陆贾的一句名言，触动了刘邦的一念之转变。从此之后，汉朝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

历史学家常说“汉承秦制”。这种说法是对的，汉朝的确沿用了秦朝的管理制度。但它的眼光，却越过了秦朝，到周朝的历史中去寻找新的文化源泉。尤其是从汉文帝开始，管理当局几百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且“立大学以教于国”。在汉朝的管理学理念中，管理的重点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评价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在于他如何奴役员工，而在于他给员工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热爱生活的文化。所以，汉朝的学术研究风气蔚成大观，教育事业也非常兴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可能就是汉朝的太学。

新的文化生活不仅让人们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做人之道，也培养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例如“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创造的财富，简直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使得汉朝成了周朝以后的第二家基业长青公司，拥有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

分与合之间的历史奥秘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什么而合，因为什么而分呢？我以为，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渔夫文化而分。中国历史上的合与分，其实是园丁文化与渔夫文化之间的变换。其中，园丁文化意味着对生命的理解与爱护，而渔夫文化则意味着因为人性败坏而孳生的贪婪与凶残。

我们看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同样是那个天下，同样是那套管理模式，有“文景之治”，有“明章之治”，到了东汉末年却出现了合久必分的乱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面。准确地说，是管理者的道德出了问题。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终结了汉朝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结构的崩溃。

东汉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首都为首善之区，设司隶校尉一人。其余十二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刺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去考察各个郡县的管理绩效。以汉朝的郡县制度与TCL的分公司制度做类比，刺史就相当于TCL公司总部派出巡视各个分公司的大区总监。在正常情况下，刺史和大区总监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很难设想。到了东汉末年，意外真的发生了：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虽说是意外，却也事出有因。《三国演义》说得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一个是汉桓帝刘志，一个是汉灵帝刘宏。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年幼无知的小孩只知道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哪里懂得什么民生国计呢？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以任性###而闻名于历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