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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亦被惊动，亲自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夫商议避水之策。

王凤建议各位太后、皇帝、皇后及嫔妃们可乘御船，官员及城中百姓们则可登上城墙。此议得到朝臣们的高度赞同。

但王商却冷静地说：自古以来那些无道昏君统治下的国家，尚且不会招来洪水淹城。如今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怎么有可能突发洪水呢？这一定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如果贸然上城墙，反而会加剧百姓的恐慌。

成帝只好作罢。

没过多久，待长安城人心稍定后，朝廷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是谣言。

这个事件为王商挣足了面子和威望，他成了最大赢家。朝中大臣们都发自内心地钦佩他的睿智与持重；成帝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赞赏了他的高论与镇定。

最尴尬的是王凤，他对自己的失言深感惭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2）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商的逻辑荒诞不经，他的判断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且，如果我们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没有准确的判断或情报（当时确实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王凤的意见无疑是最明智的应急预案。但是，在2000年前那个“经义治国”的国度，人们坚信天灾必因人祸而起，没有人会怀疑王商的“真知灼见”。

王凤深感惭愧的却是自己的经学素养不够深厚，才不能有王商一般的“睿智”与冷静。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王凤，王商此人不可小觑。如果再不对他实施精确打击，继续听任其坐大，必将使自己的未来政治空间被挤压殆尽。

但他也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这个众望所归的对手，于是便明智地选择了再次与史丹通力合作。

自从许嘉退居二线后，成帝虽然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委政于王凤的架势，但他显然并不服气，在暗中支持王商。

这一年年底，丞相匡衡被免为庶人。丞相一职空缺了3个多月，一直到建始四年三月，成帝才最后下定决心由王商接任，以便让他和张禹共同对王凤形成夹击之势，有效钳制这位日渐独断专行的首辅。

这项任命对王凤显然非常不利，但更不利的还在后头。

就在王商履新之后的当年夏天，成帝便召集数十名“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去年冬天发生的两起天象——同一天发生的日食和地震。

此时，王凤在许嘉退位后“专揽朝政”才仅仅数月。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讨论中，许多人都把矛头直指王凤“专权”，把他说成是这次灾异的根源，唯独谷永和杜钦巧妙地把它归结为许皇后的失德。

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王商应该是这次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幕后的积极推动者。他的目的在于借自己蒸蒸日上的势头一鼓作气地向王凤发动一场胜算在握的猛烈攻击。

王商在此之前便应该客观地评估了王凤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行多骄僭。（王）商议论不能平（王）凤……”

退一万步说，即便王商对参与议论的儒生们估计失误，也不会引火烧身，因为这两起天象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当上丞相。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帝对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归咎王凤）置之不理，偏偏以“（谷）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不仅如此，他还把二人的奏书交给后宫传阅。而此时，许皇后之宠正甚，以至于达到“后宫希得进见”的程度。

王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估计王商心里的迷茫与困惑倒是高高地悬了起来。

对于如此戏剧性的结局，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成帝原本并不是真的想把王凤怎么样。

这位舅舅从小就对他呵护有加，尤其难忘的是，在他艰难的太子生涯中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舅舅陪伴在他左右，给他温暖和鼓励。这样的“患难亲情”并不是谁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成帝或许只是想敲打一下王凤，或者只想有限度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为刚刚上任的新丞相增添更多的份量。

正是如此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让成帝对王凤有了些许同情和内疚，他甚至会怀疑此前对舅舅的提防是不是有些庸人自扰。为了显示他并无为难王凤的本意，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做足，令后宫传阅谷、杜二人的奏书。

如果此事真的是王商策动的，那么他未免太心急了。他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