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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导火线就是中秋事件。中秋之夜杜荣林组织战士驱散围困营房大门的地方人员，隔天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孙保田副司令打电话来了解情况，问杜荣林是否开枪了？杜荣林报告说，他不过让战士们在汽油筒里放鞭炮，用的是打鬼子那时的招数。地方人员没有战斗经验，一听响声就吓毛了。当时副司令员还挺高兴，下令说：“无论如何守住大门，特别要管好军火仓库，但是不能开枪。”部队面对海峡对岸之敌，时刻准备战斗，军火库房当然必须看牢，不容地方人员抢夺去用于武斗。副司令员还特地交代杜荣林小心谨慎，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

当时他们没料到此事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地方造反派在闽南各地张贴“打倒杜荣林”标语，到处开会声讨，还把这事一直闹到北京，告状直达中央文革小组，称杜荣林率守备部队介入地方事务，保护走资派，藏匿国民党特务，与群众组织对抗，竟敢开枪伤人。一时如古诗所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上级为平息事态，将杜荣林紧急调离部队。看看不能如此了结，终于还是决定杜荣林停职，送后方审查。杜荣林黯然离开前线。

杜荣林并不后悔，他认起真要干的事，从不管风险如何。离开守备团之前，他用自己的吉普车把陈石港送到泉州附近乡下，当年陈石港干“游寄队”时曾在这一带活动，有一些曾同生共死，如杜荣林一样可靠的铁杆老友。杜荣林亲自督车，把陈石港秘密送进一户农家，让他潜藏以待来日。分手时陈石港紧紧拉住杜荣林的手，连声要他小心、保重。杜荣林说：“不怕，反正他妈的还有什么好事要来就让它来吧。”

杜荣林进了一个偏僻山区的部队农场，开始他的隔离审查日子。农场位于闽西，规模很小，二十几个兵，三四百亩地，种水稻，养猪，场区建有一排土坯房，墙未抹灰，夯土地板，摆两张竹床，条件极为简陋，除军事化管理外，与当地地方小农场无异。杜荣林隔离之初颇受优待，给单间，伙食加菜，有时间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不下大田，以“反省交代”为主。除行动没有自由，不得与外界联络外，没有太多其他限制。后来形势渐渐严峻，审查人员换了一批，口径开始变化，不再限于追究文革中指挥失误造成中秋事件问题，审查范围大有扩展，包括他与跑到台湾的岳父的关系，与金门战役中投敌分子王锁柱的关系等等，都要求他做出交代。所有问题汇总而至，杜荣林明白自己麻烦大了。

有一天晚间，杜荣林沉沉入睡。深夜猛一翻身坐起来，身下旧竹床吱地一声尖叫，散架了一般。杜荣林一声不吭，凭息静气倾听，外边田野上有风呼呼吹过。

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那是女儿的声音，她在叫爸爸。

后来他才知道，那些日子，女儿杜山果然找过他。杜山并不知道父亲此刻呆在山沟中一间土坯房里，身下旧竹床在吱呀发响，以为他是在某一家兵工厂里忙碌工作。杜荣林停职审查是军内的决定，不对外公布，家人并不知情。杜荣林离开守备团后一直未能获准返家，只留了封信让有关方面转交家人，信里说自己奉调闽西一家保密单位工作，留了一个通讯地址，称“３５信箱”。该信箱为杜荣林未到任的兵工厂的通讯代号。杜荣林特别交代说，由于保密工作要求，一段时间里不要联系。什么时候可以联系他会告知。但是杜山等不及了，有一天她守在邮电局打了一整天电话，通过长途总机一站站接转，一次次询问，千辛万苦找到所谓的“３５信箱”，该信箱的电话员对杜山说：“这里没有杜荣林。”

杜山只得放弃电话联络。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往“３５信箱”，这封信用了几年时间才送达杜荣林之手。

事后杜荣林总想，当时杜山要是能跟他联系上，事情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劫数。

那几天里，杜荣林浑然不觉中，他的家庭在数百公里外遭受一场冲击：秦之川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大字报上，被公诸于众。时地方上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沿海一带，凡与海外、台湾有关联的人与事无不受到高度警惕和特别关注，人们互相揭发，无数家庭和个人的隐秘被一一曝光。杜家难以幸免。

杜山受到了莫大冲击。有一天她在学校召集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一位特别激进的高中女生突然发难，说杜山没有资格继续代表本组织出头露面，因为她的家庭有问题。杜山总说自己的父亲是军人，却从不说起自己的母亲、外婆和外公。为什么？因为她外公秦之川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畏罪潜逃去了台湾，去台后还经常跟大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