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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我一共对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用民营企业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减税藏富于民六大常见的藏富于*张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主张不是在藏富于民,实际上是在藏富于精英,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我们放眼望望,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中国黄金市场火爆、中国收藏品市场屡创天价,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于民是主张将国家的财富分给好百姓,比如把国企分掉,把外汇分掉,把土地私有化、减税等,但这些一次性的分财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均富于民”。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要“创富于民”,在书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创富于民,因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让民众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只有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增长,比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0万美元的财富,另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万美元的财富,那么在同等条件下,这个每年创造10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就是这个每年创造1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即使准确也被高估,因为中国的工人加班情况非常,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远远大于美国工人,如果按照小时劳动生产率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劳动生产率,才可以从根本上创富于民。

制定反投机法也是历史的进步

记者: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创吗?对于打击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具备可行性?(比如改革税制遇到强大阻力该如何应对?指望投机客乖乖听政府的话遵循政策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高连奎:“新五蠹”这个词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将这五种人或行为列为新五蠹是我的原创,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关新五蠹评选的帖子,但这些都是网友的戏谑之作,正儿八经的写篇文章的只有我,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探讨的我也是头一个,至少公开资料显示的是这样。

对于打击新五蠹的建议,我认为还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为本来就属于违法行为,我们直接依法打击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强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商业管理职能,我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企业从事过策划及管理工作,也在商会有过工作经历,我认为真正的好企业,在乎名誉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恶性竞争的,也是不愿意伤害消费者利益的,但行业中偏偏有些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情况在没有闹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进行管理的,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搞定,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就不加入行业组织,而行业组织对企业也没有强制权,如果行业组织作为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可以具备一定的公权力的话,很多坏事情在行业组织这一层面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业灾难甚至是社会灾难,以后行业内出了事,我们最先问责的就是行业组织,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业组织具备了对行业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那么像三鹿奶粉事件,华尔街金融危机事件,房地产质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应该以社会自治的加强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甚至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等,现在世界上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钩的问题。为了弥补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权力。

我不认为改革税制会存在很大的阻力,现在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归,就连茅于轼这样的人也是主张加强对富人征税的,这些问题在西方都解决的很好,我认为现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这种思想阻力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减税风潮,第二是,中国税重的假象,对于世界上的减税风潮不过二十多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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