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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给了野求。野求本来能说会道，乘机会夸赞了金三爷几句，金三爷的红脸上发了光。乘着点酒意，他坦白的告诉了野求：“我从前看不起你，现在我看你并不坏！”这样，他们成了朋友。

假若金三爷能这样容易的原谅了野求，那就很不难想到，他也会很容易原谅了日本人的。他，除了对于房产的买与卖，没有什么富裕的知识。对于处世作人，他不大知道其中的绝对的是与非，而只凭感情去瞎碰。谁是他的朋友，谁就“是”；谁不是他朋友，谁就“非”。一旦他为朋友动了感情，他敢去和任何人交战。他帮助钱亲家去打大赤包与冠晓荷，便是个好例子。同样的，钱亲家是被日本人毒打过，所以他也恨日本人，假若钱默吟能老和他在一块儿，他大概就会永远恨日本人，说不定他也许会杀一两个日本人，而成为一个义士。不幸，钱先生离开了他。他的心又跳得平稳了。不错，他还时常的想念钱亲家，但是不便因想念亲家而也必须想起冠晓荷与日本人。他没有那个义务。到时候，他经女儿的提醒，他给亲家母与女婿烧化纸钱，或因往东城外去而顺脚儿看看女婿的坟。这些，他觉得已经够对得起钱家的了，不能再画蛇添足的作些什么特别的事。况且，近来他的生意很好啊。

假若一个最美的女郎往往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一个最有名的城也每每受到最大的污辱。自从日本人攻陷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往下落了许多。明眼的人已经看出：日本本土假若是天字第一号，朝鲜便是第二号，满洲第三，蒙古第四，南京第五——可怜的北平，落到了第六！尽管汉奸们拚命的抓住北平，想教北平至少和南京有同样的份量，可是南京却好歹的有个“政府”，而北平则始终是华北日军司令的附属物。北平的“政府”非但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就是它权限应达到的地方，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也都跟它貌合心离，因为济南，太原，开封，都各有一个日军司令。每一个司令是一个军阀。华北恢复了北伐以前的情形，所不同者，昔日是张宗昌们割据称王，现在代以日本军人。华北没有“政治”，只有军事占领。北平的“政府”是个小玩艺儿。因此，日本人在别处打了胜仗，北平本身与北平的四围，便更遭殃。日本在前线的军队既又建了功，北平的驻遣军司令必然的也要在“后方”发发威。反之，日本人若在别处打了败仗，北平与它的四围也还要遭殃，因为驻遣军司令要向已拴住了的狗再砍几刀，好遮遮前线失利的丑。总之，日本军阀若不教他自己的兵多死几个，若不教已投降的顺民时时尝到枪弹，他便活不下去。杀人是他的“天职”。

因此，北平的房不够用的了。一方面，日本人象蜂儿搬家似的，一群群的向北平来“采蜜”。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在北平四围的屠杀，教乡民们无法不放弃了家与田园，到北平城里来避难。到了北平城里是否就能活命，他们不知道。可是，他们准知道他们的家乡有多少多少小村小镇是被敌人烧平屠光了的。

这，可就忙了金三爷。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没有起色，而只兴旺了金三爷这一行，与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在从前的北平，“住”是不成问题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别是在北伐成功，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北平几乎房多于人了。多少多少机关都搬到南京去，随着机关走的不止是官吏与工友，而且有他们的家眷。象度量衡局，印铸局等等的机关，在官吏而外，还要带走许多的技师与工人。同时，象前三门外的各省会馆向来是住满了人——上“京”候差，或找事的闲人。政府南迁，北平成了文化区，这些闲人若仍在会馆里傻等着，便是没有常识。他们都上了南京，去等候着差事与面包。同时，那些昔日的军阀，官僚，政客们，能往南去的，当然去到上海或苏州，以便接近南京，便于活动；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们看，只有个市政府与许多男女学生的北平等于空城。这样，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带花园的深宅大院，而在大杂院里，三四十个铜板就是一间屋子的租金，连三等巡警与洋车夫们都不愁没有地方去住。

现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个人都须注意的问题。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请另找房吧！那所房也许是全部的租给了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要来租赁而房主决定把它出卖。假若与日本人无关，那就必定是房主的亲戚或朋友由乡下逃来，非找个住处不可。这样一来，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并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间房，那怕是一两间呢，亲戚朋友仿佛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没有出租的意思。亲友而外，还有金三爷这批人呢。他们的眼仿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