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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排妥当，刘铭传正式上奏请求筑路。他指出：第一，台湾四面环海，防守甚难。修筑铁路后调兵灵活方便，于巩固台湾防务势在必行；第二，台湾既已建省，就要有省城，省城最好建在台湾中路。现已勘定彰化桥孜图地方乃建立省会绝佳之所，然该地毗邻山区，水路不通，交通十分不便。铁路建成后局面则会大大改观。筹建省会各项工程的运费也将大大减省，且此地亦会成为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之所。修筑铁路乃是造福台湾，有利中央的好事情；第三，台北至台南，共约六百余里，中隔三条大溪，溪上无桥。每逢春夏之交，山洪暴发，道路不通，急需造桥。如政府出资，需花三十多万两白银。如商人承办铁路，造桥经费就可算入铁路工程费用，从而节省政府大笔开支。铁路竣工后，台湾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同时可补贴海防经费。刘铭传此折递上后，因属沿海事务，清政府交与海军衙门办理。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表示：同意！

刘铭传在台湾修铁路始终坚持李鸿章“权自我操”方针，不举洋债，不让洋人投资控股。其聘洋员只从事技术工作，具体事宜全由中国人自主，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

然修筑铁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刘铭传首先遇到了人选问题。刘铭传选中了台湾商界颇有名望的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担任铁路商务督办。可是当时林维源正忙于垦荒事务，难以身兼两任。刘铭传又从内地调来淮系杨宗瀚担任督办。然杨宗瀚到任后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场大病，无奈辞职。台湾铁路商务委员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辞世。生病的不仅仅是官员，瘴气和瘟疫开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淮军昌字营、铭字营自去年冬天进驻基隆附近开始修筑铁路。这里山势险要，杂草丛生，树木阴森，瘴气非常严重。加之近来阴雨连绵，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这种天气，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虫沙渺渺无非战士之魂，云水迢迢难返故乡之亲。实在可悲！

基隆附近多山，铺设铁轨时遇山阻挡只能挖隧道。当时没有任何的挖掘机器，全凭士兵们用斧头刨、铲子挖，颇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狮球岭，从东到西有九十丈宽。昌字营和铭字营从大山两边同时开凿隧道，于中间汇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狮球岭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余丈。兵士们互相庆贺，这样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们还没缓过神来，山洞忽然崩塌！连日阴雨是酿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无数淮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狮球岭。刘铭传也雇佣了不少当地山民修筑铁路。他们对瘴气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对周围地理环境也十分熟悉，不过雇佣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花钱。投资铁路的商人们开始采取观望态度，停止继续投资。刘铭传本已筹集股银七十万两，但仅收现银三十万两。铁路才修到淡水，长约六十里，其中仅雇佣民工和铺设桥梁费用就花掉十九万两。商人们认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

困难重重，刘铭传始终没有气馁。刘铭传登上基隆炮台，东望日本，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刘铭传决定将台湾铁路改为官办，将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万两白银用于筑路。他采取分段修筑之法，修成一段开通一段，边修筑边营业，以营业收入补贴铁路建设费用。这一方法成效显著。台北铁路甫一建成，刘铭传马上命令通车。他委派台湾商务总办张士瑜管理铁路营运。张士瑜将火车分为客、货两部分，客车又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车费。头等车厢小洋三角、二等车厢小洋两角，三等车厢小洋一角。托运行李则按重量计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减半。火车未开通前，台湾人大多乘坐轿子来往，一趟轿子钱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车通行后，即使最好的车厢，价钱还不到轿费的一半，速度却不知快了多少倍。没钱坐轿子的穷人也可花一角小洋舒舒服服地搭一趟火车。自开通后，火车营业状况一直不错。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开春新茶上市时。火车简直成了茶叶运载专列，茶商们一趟趟穿梭不绝，生意着实红火。

第二次大讨论（1）

商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内兴修铁路乃大势所趋。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海军衙门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线的铁路。李鸿章和奕譞决定公开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报纸刊出中国铁路公司建造津通铁路招商集股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