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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并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但明确说：“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中就中苏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涉及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是肯定要面对的，而且肯定要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因此，预先探一探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中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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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7）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回国后详细地进行了讨论，以准备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进行充分的谈判和磋商。

毛泽东后来与斯大林谈判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国的关系问题，从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从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废除旧约，另签订新约。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然可做修改，但毕竟是两年后的事情，虽然是大的修改，但毕竟是在旧的条约基础上的修改。这一修改是“实质性的”抑或是“小手术”，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内容基本上不变？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当然，他是希望维持旧约的，一方面可以使苏联在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妥协得以继续，保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也可以保证旧约中所规定的给予苏联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坚持“另起炉灶”，坚持中苏关系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毛泽东坚持另行签订新的条约，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两个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即放下千头万绪的国内大事而留在苏联两个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伙伴关系、同盟关系，而且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

在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由高岗代表中国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布高岗率中国东北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但是，学习苏联的“取经”，难免会出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矛盾，既吸取了先进经验，也搬来了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东西。这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逐步暴露出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那已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一种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苏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提出：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