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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列举了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在座谈会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了困难的形势，非常严峻：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刘少奇勇敢地提出了庐山会议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对此感到有些缺憾：

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实事求是，切实可靠、充分可靠，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刘少奇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向各路诸侯提出了警告：

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果不其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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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势的认识开始发生了转变（4）

第二天，刘少奇仍然主持座谈会，在当时“大跃进”的急先锋柯庆施发言时，他明确说：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

刘少奇在会议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但要注意客观规律。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在这次座谈会的最后，刘少奇虽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困难的严重性，但还要打气：“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刘少奇毫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将困难形势摆在了各路诸侯面前，原来头脑发热的干部们，逐渐冷静下来，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

毛泽东也开始“降温”。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今后3年的计划，“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绝不可以打得太高，以至于超不过。”

这实际上同刘少奇以前的主张吻合起来了。这一点，刘少奇已经有所认识，因此，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要把1962年的指标，“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对降低指标，争取主动权，刘少奇非常赞同。他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3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周恩来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后3年的补充计划，都要降低。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十年总结》，谈了“大跃进”从发动起来到中间一段的纠“左”，再到后来指标的抬高，“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农业方面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