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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1）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刘少奇无奈、惶惑、愤怒，怆然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但是，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击起千层浪。

文革五人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

3月，按预定计划，刘少奇要出访亚洲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本来出访前，刘少奇提出不带夫人，但外事部门却坚持夫人随访会增加友好气氛，他只好同意。于是，正在乡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出访。

这次访问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访。等他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刘少奇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访问刚刚回国，被通知马上到杭州开会。

原来，在他出访的这一段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2）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四人作出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