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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太太,还有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异性。你怎么办?”有的同学回答说让老太太上车,因为她最需要帮助;有的同学提议让上司开车送老太太,自己则陪那位漂亮的异性步行。

每次面谈后,聪明的作法是写一信给对方表示感谢,既让对方知道你重视他们,又提醒对方不要忘了你。

哈佛学生总务委员会如发现来校招聘的公司因种族、性别、肤色、信仰等歧视同学,就会促请校方制裁违反规定的公司,它有可能被取消第二年来哈佛招聘的权利。

第一次面谈如果成功,对方将邀请你到公司所在地作一日游,会见公司其他要员,进行第二轮面试,以便彼此加深了解,而且更多的是你了解对方。

这也是一个旅行的好机会。我曾利用这种机会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矾、布法罗、费城,甚至在二年级春假期间还去了瑞典。

一旦对方看中了你,“求爱”攻势就开始了,请吃饭成了惯例,平时对方还会找各种借口打电话给你。

“你还需要了解些什么?”

“你还要见我们公司的谁吗?”

“你要我们最新的年度报告吗?”

“哈佛和耶鲁的足球赛你看了吗?”

对这种“求爱”拒之不智,应付又费时间,自己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和新的招聘面谈,所以我在瑞典五天之游心情并不轻松。

四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离开斯德哥尔摩登上返美的飞机后,赶紧准备第二天要小组讨论的实例。那是一篇关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实例,篇幅很长,一路上我目不交睫,细心准备了一番。哪晓得仿佛有谁跟我恶作剧似的,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将那篇写满分析意见的实例留在斯堪的那维亚班机上了。

五月底我刚从旧金山回来,接到美国一家大房地产公司的来电,称该公司的国际开发部主任将来哈佛,希望和我见面。当时我主意已拿定,但觉得见面谈谈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我对房地产很有兴趣。

我按约定的时间于下午六时来到这位罗宾逊先生下榻的旅馆。罗宾逊先生于一九八○年在哈佛经理学院毕业,这次来哈佛一方面参加毕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据说是上司要他找我。我们在旅馆接待台旁寒暄后,他让我坐在接待台和大门口近旁的一张沙发上。旅客川流不息,电话响个不停,清洁工正在打扫走廊,罗宾逊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公司。他本来就尖细的声音给压得很低,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听起来很费力。

他说他们公司正在中国某大城市建造一商业中心,这是一项极其引人注目的房地产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政府非让他们赚钱不可。他说这次约见我,是奉上级之命,他不清楚上司的意图,也不知准备雇我做什么工作。他本人经常来往于中、美,日本、香港,显得十分得意。由于他主动与过往的每一个熟人打招呼,我们的谈话不时中断。他勉强的笑容,有气无力的声音,使人觉得他已很疲劳了,可又不让我有置喙之机。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同于我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招聘面谈。为什么他选中这个地点?为什么他这么无精打采?为什么他不让我问话?堂堂国际开发部主任怎会不知道待人接物的基本功?他的一举一动只能是故意做作。我一下子觉悟到他的难堪的处境:一方面上司之命不得违,另一方面他已有先人之见,不愿聘用我而影响他自己的利益。

我索性跟他开了个玩笑,请他转告上司说我对他的公司非常感兴趣,但最后连他的名片我都没有接就告辞了。罗宾逊先生的上司派错了人。

一般说,如对方有意,聘书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面谈后就会发出。为了保证所有来校的招聘公司机会均等,也为了减轻学生受到的压力,哈佛规定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为“聘书估价时期”,收到聘书的学生不必早早回复对方。

这样,我们可以较从容地作出抉择。急于成功的人往往没有时间思考成功的意义。

什么是成功?这个问题我们上课作过讨论。依我所见,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成功,一种是内在的成功。前者是金钱、物质方面的收获,社会的公认,名声的显耀;后者是幸福的家庭,健康的体格,与所爱的人的和谐关系,与朋友一起的良辰美景,是个人心灵的欢悦和平静。没有内在成功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一个人可以得到世界公认,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内在的生活可能是空虚寂寞的。任何人以内在的成功为代价去追求外在的成功,获得的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成功。难道能让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下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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