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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太原的时候，这个老太婆又神气十足了，巡抚毓贤率领大批文武官吏去省城外几公里地方恭候迎驾，所准备的行宫堂皇壮丽，具有宫廷气象。

在逃难过程中，有一天慈禧向吴永讲述前后的逃难经过，她说，当义和团闹事的时候，他们都说团民是如何的忠勇，守纪律，绘声绘色，我就相信了。后来他们攻打教堂，火烧正阳门，我瞧着不像个事，心里就明白了，他们是靠不住的，不中用的。这个时候，宫廷里面的好多人都和团民混在一起了，就连载澜等人也都学着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气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了一样，载澜居然有一次和我抬杠，拍桌大骂，差点把案都给翻了，那时我一个人也没了主意，闹到如此田地，如果不是我忍受委屈，迁就他们，安抚众心，使他们还有一点分寸，要不然，纸老虎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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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洋务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说，张之洞“张文襄虽主新政，而思想陈旧，亦出人意表”。

光绪初年至宣统，几十年而已，但事势悬绝，好像有二三百年的变化一样。两种势力消长，就是清流派和洋务派的较劲。

光绪初年，清流因清廷欲博广开言路之名而得势，恭王、李鸿藻、翁同龢、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张之洞，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贪庸大僚，颇为侧目，此辈遂有清流之号。

光绪十年之后，外侮日急，应变之才尤显重要，于是洋务之名又兴，洋务派因军功、留学、出使之途上升，不由科目进，与清流异趣。为人又多骄奢、结纳呼朋，和传统士大夫气节有违，两派渐相恶，李鸿章号为通时务，又喜功名，洋务人才多辗转依附于他。

甲午战后，翁、李相互视为仇敌，新、旧党顿判。

清流认为不得不变法，康有为以一小人物，名声大过公卿，背后就有清流派鼓吹抬举的功效。

但清流终败于袁世凯，袁世凯系李鸿章派的柱石。

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时，恰值甲午战败。他马上巡视江防，宝山、江阴、镇江等处，铲除以前伪劣窳败的炮台，即刻购置泰西新式炮五十余尊，重建可用炮台，又在后山上筑新式炮台二十余座，这是江南最早有后膛炮和最早的西式炮台。他又拟于吴淞、崇明等地大修炮台，为江防经久之计（《抱冰堂弟子记》）。

作为一种补救，不可谓不努力。但专制压抑人性，压抑创造性，以致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内在的矛盾一当关键时刻，立即显露出来。甲午之际，各路防营皆为各统领把持，好像是自家的产业一样。兵怨械朽，不能一战。更有甚者，还有为敌人引路的，自动搞破坏的……

如仅从张之洞的作为来看，清流未必较洋务派不知兵。但他们遇到的阻力泰半相似。

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清流始旧而继之新；洋务本新而趋于旧。

庚子（1900）之后，清流势力贬斥几尽，袁世凯与奕劻结纳，狂引洋务人才，其中又分亲日、亲美、亲德……各派，迎合亲贵，援引官僚，凡躁进喜事之人，依附夤缘，相继得志。

清流只剩张之洞、岑春煊，势力受阻，晚年默退无锋芒。

李鸿章虽为风云人物，但其为人实在成问题。《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彭玉麟巡防长江水师，锄强抑暴，威声远播，其间，打掉李鸿章手下悍将夺*、贪人财、害人命的谭祖纶，尤受人民称颂。

李氏兄弟相继为湖广总督，其间，枉断曲直，任用私人，把两湖当成自家的小国，湖北民众在其权势之下呻吟，其下江防部队，割据水陆，不可一世，统领营官，皆由私授，其陆营统军刘提督，所部淫掠不止，有如盗匪。湖北人民皆呼之为刘长毛，同僚尊之为刘军门，凡是此人的事，有司不得过问，跋扈江汉，势倾司道。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惨败的次年，到俄国去签订《*》。本意是联俄制日，不料却是将鸡送给黄鼠狼。俄人以修铁路为词，把老李给骗了。为了达到目的，“俄国划拨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及其随员，菲泰在其《*》中言之凿凿”。吴相湘先生《帝俄侵略中国史》将此金额称为“李鸿章基金”。帝俄遂将魔爪伸入中国体内。

俄国人深知李鸿章这个老迈者的心理，把威胁、利诱、欺骗用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