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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做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即以此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彻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谁，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全集，一卷，87~89页）。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胡适挖掘中国落后卑屈的病因，谓之五鬼乱中华，即所谓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唯有发达教育，方能将其消灭。当时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即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

五鬼是结果，还有更多不胜枚举的结果，不是原因，原因中山先生恰切地指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政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中国积弱不振，跟读经啦，白话文啦，文言文啦没有半点关系。

若知识分子不起来践行，则历史的变动往往在社会矛盾激化之际，为屠狗杀鸡辈所乘。为流氓皇帝所绑架，然后知识分子又是抗议、被整、再抗议、再被杀，于是只有哀叹，不敢外露的痛愤。如此循环不已。

竞争与制衡的思想

民国初年，中山先生阐发多党制思想，剀切论说两党竞争的作用。他所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尝谓：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国民月刊〉发刊词》则谓：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

“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

他要求本党“即有他党反对，亦宜以和平对付，绝不宜鹬蚌相争”。他解释说中国同盟会也是由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而成的。他在多种场合阐释，两党竞争互有进退，国民赞成的多数者为在位党，掌握政治和行政的权力，国民赞成的少数者为在野党，处于监督地位，研究对手的行政手段是否适当。

马君武先生晚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孙总理”，对中山先生的伟岸精神价值作了扼要而精确的定位；而早在1911年的时候，他还写有《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文中说：“孙君具有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唯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唯知有袁世凯，今则唯知有孙先生，而袁世凯次之。”这篇文章又说，海外推崇孙先生为亚洲第一人杰。这是在说中山先生的综合价值，包括他博学、至诚、谋略以及他磊落的胸襟等等。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4）

设若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轨道与脉络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难分高下，却在评骘史事演变的契机与个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别，那么，水准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际见出。如近现代交汇之间开启民智、深切擘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人孙中山先生，评定他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深度，虽不免千差万别，但也有别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观场何所见”，流于庸俗的价值观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他说：“孙中山把《三*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著《鲁迅评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