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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依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含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军，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彪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间。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2）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宋代初起，兵力为20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至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