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第2/4页)

了，老师叫也听不见。老师急了，罚我站起来，一通猛克。我又羞又恼，没等下课就逃跑了。

逃到哪儿？当然是姥姥家，受大委屈了嘛，二十来里地的距离连走带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

那老师见我跑了也没管。我哥知道后先是回了趟家，没人；又返身满镇上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估计我是去了姥姥家，想去又不认识，就蹲在一个角落里哭。

我的班主任看见了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弟弟没了。一个我们亲戚家的孩子知道我姥姥家，我那班主任就叫上他带路，找了过来。

那天我姥姥根本就没让他们进屋，就那么拦在门口把人家一通好骂，骂完了还说，这学咱孩子不上了！

你瞧，“护犊子”愣护成这样。

我这么说可没怪姥姥的意思，相反一想起来就觉得温馨无比；至于当时学习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

那时我年幼无知，没心没肺，光知道享受姥姥的疼爱，却不知道心疼她老人家。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还没来得及懂事，姥姥就去世了，以至后来想报答都没法报答。

我想到姥姥最后一次送我开学，当时她是又老又病，都快走不动道了，每次只能挪100来米。她怕一起走拖累我，就一清早提前出发，坐在那座沙丘上等我。我都走出老远老远了，回过头去看，她还是坐在那座沙丘上。她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多看几眼她心爱的孙子？

姥姥故于1972年，享年81岁。那年我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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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自杀未遂（1）

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在全县排前十名，算是一个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话又说回来，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什么都学，又什么都学不到，所以优等生不优等生，也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而已。

只可惜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再次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是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这事说起来如今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是编造，但老一点的都能理解，那叫“祸从口出”。

也是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又好，自我感觉不错，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了别人。

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中就能看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次课间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他是毛主席的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声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内遇到类似情况，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

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说说而已，没人当真。

这么一来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觉了。

那天上体育课，我一个人先去操场上玩球，一会儿我们班同学们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亲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