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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

我转来转去转到了唱歌上，或许如前所说是一种“天意”；那么，我总是能碰上好老师，是否也应该归于“天意”呢？不，我宁愿请你们和我一起庆幸。

还有当年我在县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前两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联谊会，把他也给请来了。快30年了，搞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大家那个高兴。

后来我和班主任老师时不时会通个电话，几乎每次他都会说，哎呀当时真是特别对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是说我当年差一点自杀的事。

其实我那次闹自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告发我的人越过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长；我的遗书也没有交给他，而是交给了班长，然后班长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来真往心里去的不是我而是他——这么多年了，还在为一件不该他负责的事内疚不已。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2）

不用说，每当他这么说时我都难过得要命。我一再向他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不要说您，就是校长，就是那个告发我的人，我也早就彻底原谅了。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嘛，就是受的那种教育嘛。可他像没听懂似的，还在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有责任的，弄得我都有点怕了。我想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直到有天乱翻报纸，看到一篇讨论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忏悔的文章，我才豁然醒悟：老师并没有老糊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