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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流行乐的影响。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哈”来“哈”去的问题？假如有，那咱们的“哈族”可就成了“二手哈”、“影子的影子”了。

“二手哈”、“影子的影子”，多么出息！这种有“出息”的成了主流，那就是当代流行乐的“国难”！

前两年一次记者采访，问到对眼下年轻歌手的看法，我的回答很干脆：一个都不欣赏！这话说得有点绝对，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并不后悔。

其实我没有那么激愤，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当下流行歌坛的看法，同时也给新一代提个醒。

如果现在有谁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这样回答，但会补充一点：他们也是殖民文化心态的受害者。

或许，只有当我们的媒体和组织者像看重刘德华一样看重自己真有特色的歌星时，更极端地说，只有当港台和本土歌星的既定角色在他们那里被颠倒过来时，当代流行音乐才能有所起色，才能建立起正常的趣味和正常的秩序？

〃本土〃的流失：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1）

“本土”的流失：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

当代流行乐现在真的很乱。除了市场不规范、模仿成风，包装也缺乏想象力。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本土”的流失，而这又和彼此之间很少交流，都是单干有关。

最初可不是这样。86年我和常宽、张海波等成为北京“十佳”歌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来回打几个电话，交换各自的想法。

为什么要交流？心虚啊。忽然得了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清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那时流行乐在本土刚刚起来，节奏稍稍快一点的东西都特别受欢迎，也不管是不是原创的，或原创的成分有多大。常宽得奖是唱了一首日本歌，张海波唱的是《阿西》，我是《蒙古人》……前面说了，和声部分是从苏芮的带子上扒下来的。这都不是事儿。

交流的结果，是一致认为必须拿出有本土特色的东西来，于是各人开始自己创作。89年前后，慢慢成熟一点了，就开始各干各的。交流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也许都没有这么想，但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并且越来越是如此。现在，除了某些特殊的场合，除了同在一个公司的歌手之间有时可能在演出上有些配合外，平时大家基本上处于不通声气的状态。

照说人不该只在心虚的时候才虚心，才想到交流，但看来有时确实是这样。

我也曾真心诚意地动过念，想打破这种状况，大伙儿齐心合力，一起为当代流行乐做点什么，但好像没有谁感兴趣。后来我就想，咳，你这不是瞎操心吗？

一次在澳大利亚演出，有记者问起这方面的事，我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我不想对别人妄加评论，而只能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清楚的。这就可以了。

那位记者接着追问我对自己到底是怎样要求的，我说可以归结为两句话，那就是：永远都不要脱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永远都不辜负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这真是一片有磁性的土地，而我恰好就是一块铁。87年广州的“新时代”做了我的一个专辑，反响特好，他们的老总表示愿意送我去新加坡学习；我只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就以毕业不久和胆子小为由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想不好为什么要去那里学习。我姐姐一再跟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到美国发展肯定有前途，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我也从不以为然；因为我相信，我的歌唱事业在中国，也只能在中国。

在我看来，当代流行乐的高峰时期应该是88、89年前后。当时盛行的“西北风”代表了真正的中国文化。

你听胡月唱《黄土高坡》，那词那曲，是多么亲切，又多么有震撼力，像是从你心里、从你灵魂里升起来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她的声音，以至她的形象，都和这首歌融成一体了。

相形之下，听港台歌手唱《龙的传人》、《大号是中国》就有点不搭对。歌还是很好，充满了爱国情怀，但唱的人细胳膊细腿的，不太配得上，像是农民穿西服的那种感觉；声音也不太对，不是从心底里冲出来的，而是喊出来的，本来没那个力气，非得在那儿抽。我还完整地保留着第一次听这两首歌的印象：一听歌名心里就喊好，而且有唱的冲动；可听完后却奇怪地认为，这算不上一首真正中国的歌。

一首好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自己的背景，其中深藏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能唤起并打通这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