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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对我来说，酒已被历史性地归于雪中送炭，而收藏嘛，再怎么着也只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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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1）

媒体都喜欢用诸如“北方苍狼”、“强悍豪放”这样的语言来描绘我，我也自认算得上是个豁达乐观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体验生活中的郁闷愁苦。

有原因非常具体的郁闷愁苦，也有莫明其妙的郁闷愁苦；有如乌云般聚散不定、来得快也去得快的郁闷愁苦，也有像南方的“梅雨”一样成季节地罩在头上，挥之不去的郁闷愁苦。前者可归之为“情绪”，而后者，就只能称之为“危机”了。

2000年将临。新千年将临。新世纪将临。四十岁将临。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袭击了我。

确实是“意想不到”。确实是“袭击”：没有具体的缘由，没有触发的契机，不能从日历上指出确切的日子，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准备，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厌倦、沮丧、灰蒙蒙的意绪就那么控制了我。

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那正是我的“中年危机”，或早或晚，我都得经历这场危机，它是人生躲不过的一劫；然而在当时，我甚至连想都不会这么想。原因很简单：当时我的心态还是那么年轻，根本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有什么“中年”的概念。

似乎也不存在通常和危机相伴随的“逆境”：在事业上，虽说还有待跃上一个新台阶，但艺术风格已足够突出和稳定，况且一系列成就摆在那里，怎么也够得上是个“成功人士”吧；在“个人问题”上，和珠拉的恋情已持续了将近两年，虽有进一步“加温”的必要，但基本上应该说大局已定；在家庭关系上，我早已被二老和其他家人认定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他们各自也生活安定，秩序井然，没有什么值得悬心的事。

不是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吗？用花不花的来比喻太恶俗，那么，说我正如一张完全打开，且吃满了风的帆，有理由自我感觉良好，应该可以吧？然而我却一下子被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漩涡，或落入了一个软绵绵的陷阱。

心慌、失眠、盗汗、食欲不振、不想见人（包括朋友）、没事就躺着、对什么都没有兴致；酒喝得那叫凶，却也喝得闷；好像总在想心事，但其实只是在发呆。四顾茫茫，轻得抓不住而又重得拖不动。典型的抑郁症。

类似的状况，以前也曾出现过。73年一次，95年一次，但那两次都缘于很具体的外部压力，至少有明确的诱因。73年那次前面说过；95年那次，是因为突然发现存折上的存款已经无多，而进项渺渺。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下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恐慌到绝望的程度，以致不断想到死。“花完这些钱我就去死。”我甚至设计了好几种自杀方案。

事后有朋友帮我分析，说我这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说白了，就是过去穷伤了，穷怕了，穷到了潜意识里，以致反应过激，防卫过当。他对我自述的“自杀情结”未置可否，“但要注意”，他一脸严肃地警告说：“你在精神上缺少安全感，而且有偏执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夸张、放大你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形成强大的自我压迫力量。特别是你处在生命低潮的时候。”

他说的我懂。我见过从前饿伤了、饿怕了的人：瘦瘦小小的，可饭量一个顶俩大汉；不放过任何大吃一顿的机会，还要把桌上所有的残汤剩饭统统归并了带回家，说是做什么“罗宋汤”。其实那也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

问题是，“穷”现在对我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心理的意义上都不再是问题，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记忆”在作怪呢？

当然是处于生命的低潮时刻，对此我毫不陌生。低潮时刻的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软弱、消极而惰性。我的低潮往往和生病是一回事，这时我的偏执会偏到自我强迫，甚至自虐的程度：高烧40度，难受得都快不行了，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那么孤零零地躺着。于是百哀齐至，禁不住地伤感。可伤感归伤感，我还是宁愿撑着，熬着，也不愿吃药看医生，更不会给谁打电话；并且越是病得厉害，就越是这样跟自己较劲。事后还美其名曰：享受孤独。

然而，这次我并没有生病。再说，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闪过自杀的念头。可连这念头都是没精打彩的，像严冬被浮云盖着的日头。

那天在床上连轴躺到傍晚，午饭都没吃（早饭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东彬，窗外就起了风。我若有所感，见房门开着，就默默祷告道：“东彬东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