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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说完了，咱们还得按照红色天朝的历史慢慢来写，具体谁去翻案呢？那要等到红色天朝民主那天，给吃饱了撑到的文人们留着，省得他们找不到题目。不要担心，会有人写的，不过写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大家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慢慢去想，权当安眠药一用。

慈禧把个杜翰骂的狗血喷头，一直骂累了算，由于涉及太后尊贵的身份和高贵的隐私，骂了些什么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反正杜翰先是体弱筛糠，虚汗淋漓，最后双腿一软，昏死过去。

当年诸葛亮骂死大司徒王朗是艺术构思，是罗贯中勉为其难，今天，慈禧太后骂混军机大臣杜翰，那是众目睽睽，绝对是真的。

透过珠帘，慈禧看着杜翰一头栽到，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她的话语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转向了议政王奕忻，“六王爷，哀家掏空的国库和内务府，闹了个两手空空，逢年过节还要像讨小钱儿一样的跟大家陪着笑脸儿，生怕得罪了哪位爷。哀家现在总算是有了个忠义救国军，哀家倒想问问六王爷，你说该怎么办？”

奕忻慢慢抬起了头，却不敢去看垂着的珠帘。两家联防，统一指挥，势在必行，可是完全听命于俄国人，像僧格林沁说的违背什么祖制的，那是根本谈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脚下。他所担心的是，这样一来，那可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能胜吗？胜了固然好，胜利者往往是不受责备的。可是那种期盼中的胜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败了呢……

他没有把求助的目光转向醇郡王奕譞，那个忠义救国军的总统就是个摆设，是太后为了抓住军权故意摆放在那里当画看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鸿章的身上。

“启禀太后，臣以为总顾问阁下的提议可行。”李鸿章果然不负奕忻的所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各种方面分析，臣等虽然对新学、新械有了些许的认识，但是毕竟不如盟邦来的更熟悉。这也就是朝廷大军在前一阶段重大失利的主要原因。为此，臣等救国军同僚认为，有必要由盟邦来统一指挥中原军队，否则，无法阻止‘赤匪’的进一步北侵。”

现在的李鸿章，是个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现实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他崇尚四点：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鸿章自称其“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为此勇往直前，绝不后退半步。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甚至还是给人以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的良好印象。说白了，只要是能够升官，他可以不顾一切。

第二是“不学无术”。李鸿章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所谓“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如果他还能够有个安静的晚年，对此他自己就会有所省悟：到时候他会唉叹，那就是该“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第三是“恃才傲物”。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他开始了心态畸变，飘然欲仙。暗自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不过，他也是第一个敢对盟友表面极端奉承，却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国军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