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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元帅，文秀兄弟不仅在一开始的《兴师檄文》中，就号召‘尊奉天朝，剪除贪官污吏，出民水火，废除苛捐杂税，恢复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安回安汉’，还明确指出了‘清朝挑拨回汉互斗，是贪官残暴于民；只有回汉同心，才能推翻清廷’的宗旨。”

“谁都清楚，当年发生在保山的那场满清政府极力挑拨下的回汉互斗事件中，受了满清官府蒙骗的汉民，曾经大肆残杀回民兄弟，文秀兄弟的一家老少五口，也就是那次事件里惨遭杀害，仅他一人幸免于难。文秀兄弟堪称是个极其晓事理、明大义的大英雄。总督署里那副‘天生英雄，恢复中原世界；地出豪杰，戳破清朝乾坤’由文秀兄弟自做的对联大家都看到了，他是真心把一切生长在我们这块儿土地上的各民族兄弟都当作了一家人，把中华河山当成了他自己的家园。

所以才有云南一光复，他就立即一心扑在云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商。他组织、计划、实施天朝土地法上，提供给百姓耕牛、种籽，筹划兴修水利、组织垦荒、开矿、煮盐、鼓励官、民结合的商队积极往来，计划修通各地的驿道、桥梁。还提出要从内地聘请技师发展云南的纺织业，争取早日实现布匹的完全自产。尤其是那个在澜沧江上架设‘飞龙桥’的计划，与安王殿下对云南的期望恰好是不谋而合，这样一来，即可以沟通滇西以至对缅甸国的贸易，也使边远的滇西地区经济一样能够繁荣起来。”

林凤祥吃了口秦日纲夹给他的菜，叹了口气，“与豁达、明事理的文秀兄弟相比，西北的回民上层却是更热衷于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对我们汉人还抱有着极大的仇视，把他们饱受满清政权压制的苦难，由满清官府挑拨起来的民族间的矛盾，一股脑的全都记在了汉民族的头上。”

“他娘的，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如此多的蹊跷。”秦日纲恨恨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忽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就有个担心，既然我们对西藏提出了民主区域自治的意向，那以后会不会也有别人要模仿？新疆、蒙古，还有这个陕甘的回民们？想起这些，我都快晕了，要是真这样，那云南也要该自治了，我们的老家两广、还有四川、贵州……再他娘的加上满清鬼，都自治，那还要我们天朝政府干什么？”

林凤祥没有说话，而是看了看黄再兴。秦日纲随口而出的这一番疑问，他的确还没有更多地想到过，两广、云南、四川，它们凭什么自治？满清最终将被打倒，满族再自治那岂不是更成了笑话？

“天朝指示我们与西藏接触，提出西藏自治的问题，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西藏的早日和平，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嘛。不过，这种自治毕竟是建立在必须承认天朝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权，西藏是天朝领土的一部分基础上的。以前在东征闲暇的时候，就曾经听到安王殿下念叨过对西藏和新疆、蒙古的今后政策，其实我起初也还不是很理解这些，甚至感觉没有必要。”黄再兴笑着看看秦日纲，“不过，今天咱们还是谈谈西北回民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接着，黄再兴凭着他超凡的记忆，给林凤祥、秦日纲讲述起了他由林海丰那里、从一些书籍及后来对某些人的调查了解中得到的东西里，自己所领会的西北伊斯兰教发展史：

伊斯兰教与佛教，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表现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就会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他们的领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听殿下讲，海外有个叫中东的地方，那里的许多穆斯林国的君主在登基的时候，都是要邀请最著名的“教主”为其加冕。伊斯兰教“教权”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国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形和外面不一样。西北伊斯兰教的产生，既不是被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像当初极力想在我国进行传教的西方教会那样，由穆斯林传教士有计划地传教的后果。它只是当年西域的穆斯林人民一代代在这里留居、繁衍的结果。

殿下在以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笑着说过，伊斯兰教不是被“传进”我们这里的，而是被“带进”来的。所以，西北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过程，也就决定了它在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信仰而存在着的，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教权”，也就只能是局限于于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会对整个的社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