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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援。真正出大力的人是梁士诒这样的人，背后有交通系等党派做后盾。

纯粹的幕僚方面而有北洋背景的人是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杨士琦是自始至终参与策划的人。于式枚长于办公事，他先前就是李鸿章的幕僚，当光绪最后几年，预备立宪期间，他认为认为中国固有的成法，有的跟立宪制度相符合，不宜一概否定，要算是有见解的。辛亥革命后，于式枚在清史馆担任纂修，因为袁世凯早年向他请教过学问，所以所谓幕僚，还是袁世凯主动，而他则较为消极。傅增湘是学者，帝制酝酿期间，他是约*议议员，多办文教之事，私底下与袁氏纠葛不深。杨士琦也从李鸿章幕中出来，他曾协助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帝制期间他多有贡献，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杨士琦较梁士诒更为得势。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0）

至于他的秘书班子则由夏寿田管理，夏氏和袁克定亲昵逾常，他善于揣摩杨士琦、段祺瑞等老派人物的心理。他和袁氏父子关系很深，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这个夏寿田的父亲以前当过江西巡抚，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好。他到袁世凯身边参与策划就是他的老乡杨度介绍的，张国淦把他看作晚辈，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幕僚。

到了帝制揭晓之日，夏寿田参与机要，气焰嚣张。当时滇军和川军开战，夏寿田即密切注视，指点规划，袁世凯也将他的策划意见交给参谋处，再电报发给前线，袁世凯认为夏氏颇有韬略，就是一些老军事家也不及他，但是张国淦认为夏氏纯粹一个军事外行，作战计划有不少可笑的地方。不过，贯穿整个帝制运动，夏氏都承认自己最为卖力。跟那些今天趋附，后天推诿的人自有天壤之别。

袁世凯谋国成功，中国还有一个重建王朝的机会，杨度等人的心思在此。确有当朝太子，舍我其谁也的样子。他们是一群早已丧失梦想能力的卑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心只能听懂现实厉害权衡的召唤，认定在权力斗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公平。国家权力成赃物。小偷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他偷的东西不够大；大偷必定得到奖赏，因为他偷到了惩罚别人的手段，即国家权力。可惜，这也成了南柯一梦。

一代枭雄之龙威与胆略，问题是恰遇辛亥志士那一拨学问操行冠绝一时的团体，杨度等人的心思就大显蝇营狗苟了。说得通俗点，*的“牌坊”不要了，甩开膀子当君主制“婊子”；民智已开，他们的策划机关算尽，终于没有指望。杨度是否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辜负了他的平生所学。

李鸿章临逝前力荐袁世凯，他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黄兴论袁世凯：袁并不是一个强人，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者。他为了一己及其亲属的权力，而无所不为。（《黄兴年谱》1914年7月15日）

袁世凯仇视异己，反对帝制持非议者，他都加以罗织打压。他在小站练兵时，曾纳杭辛斋为幕僚。一日闲聊天，辛斋说，慰亭，将来你必做皇帝。袁世凯笑道，我若做了皇帝，必先杀你。到了洪宪公布，辛斋往南方走，被捕于三元店。因在狱中遇到研究易经的高人，此人知道他的受刑的日期，后果然。出狱后多方搜求易学著作，达三百余种。（《洪宪惨史》64页）

幕僚须有识、有德、有学问眼光，还须有品。这也是一个做成事的要件之一。

汪荣宝的父亲汪凤瀛先生，当筹安会甚嚣尘上之际，作有《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斥责他们以国家为儿戏，这是反对改变国体二大至文之一。

他的文章即请张一麐转交袁世凯。张一麐阅后，着实捏一把汗。说，公不畏祸耶？汪先生答，我写此文，即已预备到军政执法处授首！张一麐说，老辈正直敢言，我辈真要愧死。

他之所以以一幕僚资格，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因此种精神的感染。

所以到了洪宪末年，商议取消帝制时期，袁世凯悔恨交加，招张一麐深有感慨说道，我现在晓得阁下真是淡于功名、利禄、官爵，这些年没有一个字言及官阶奉给，可是那些首鼠两端的人，前日推戴，今日反对，比比皆是。“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三十一首）可见对他身边不同类型的幕僚，他的心中自有一杆秤。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1）

在古德诺号召下，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六君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