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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尿布在地上学走路，虽然一转眼发现她已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但孩子仍是孩子，无论这孩子长得多么可爱动人，都不至于动到另一种心思上。不过，他还不能真当她是个孩子，一如某些“长辈”那样找借口拍拍“孩子”的肩或摸摸“孩子”的头——他俩的年龄还没有相差到足以拉出可以“拍摸”的辈份来；再说那样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公司里，他当着红儿的面，一向只喊“小李”，绝口不称“红儿”，既摆出一副长者的架子，又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要以这种姿态，在手下人的心目中维护自己所剩无几支离破碎的一点尊严。红儿来公司第一天，他出于关心，过问了几句她在生活上是否需要帮助的话，几个月来，两人还没有面对面地交谈包括工作在内的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到西湖荡舟或去商场购物了。那天把红儿气走，实际上就是他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

“你又不是小孩子，干嘛非要跟我一起走？”余正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李红儿一反常态，笑道：“余大哥，你这是哪儿的话，路上多个作伴的又有什么不好？”

余正行忽然板起面孔严肃道：“别开玩笑，按年龄，你该叫我叔叔的。”

李红儿又笑了：“这是什么逻辑，你叫我爸叔叔，我再叫你叔叔，改日我见了我爸，难道叫他爷爷不成？”

余正行终于也笑了，说红儿是“小滑头”。李红儿就叫余正行“大滑头”。

余正行不可能知道，那天李红儿离去后，也想了不少事。她年纪虽然不大，但还是见识过一些人的。她原来总认为，像余正行这样的个体小老板一定都把钱看得很重。可自从有了那天的经历，她发现自己错了。她没想到，一个小破公司在倒闭时竟会那么地悲壮；一个整日里醉生梦死的个体小老板在关键时刻竟还能像个英雄；而天天在一起的同事们竟然说走就走，仿佛沉船前逃生。相比之下，她觉得余正行有点伟大，有点让她心动。尤其是余正行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特意打电话为她联系工作，怎不叫她心里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余正行见红儿扑闪着双眼若有所思，又见她脸上忽地红晕一现，心里顿时有点把持不住，便说道：“不开玩笑了，我这两天还要看几个朋友，你先回家吧。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既没工作又没依靠，做爸妈的知道了是要担心的。”

红儿天真道：“有你在身边我还怕什么！晚两天走也好，让我也见识见识你的那些酒肉朋友——我没说错吧，谁叫你以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余正行还是执意要送她走。

没辙，李红儿又哭了。这次哭与前几次不同，不给一些温柔是劝不停的。余正行只能答应两人同行。

李红儿毕业后，与外地几个女大学生住在合租房里，除了书没添过啥像样的物什。余正行住在公司里，像样点的电器又被民工搬了去，所以也没什么大件东西。这天，两人先把李红儿的行李收拾了，再带回公司打开，跟余正行的东西合并同类项。衣物压缩为两箱，书太多只能分为三箱，两床被褥则用绳子捆成一个大包袱，其余一律送给物业公司搞卫生的张妈。张妈是不久前来杭打工的外地人，家里正需要添些生活用品，但她还是不敢收，两只手在衣襟上搓来搓去，不停地说，这东西比我家里的都高级，我不敢要，物业知道了不得了。又说，这么多好东西，我一个人拿也拿不动，太多了，太多了。红儿在一旁说，给你就收下。最后张妈都收下了，还谢个不停。余正行想到自己拿出所有的钱发给大家的时候也没张妈一个人说的谢多，一高兴，把公司的钥匙也给了张妈，交待说：“这钥匙麻烦你转交给物业，屋里的东西都由你来处理，这张床是我自己买的，跟物业没关系，你搬不动可以买掉，虽值不了几个钱，但能添几个小菜给你老公下酒。”张妈感激零涕，说余总是菩萨心肠，好人一定会有好报，以后要天天为余总烧高香，祝余总来年发财，一生平安。

余正行本来计划由杭州的朋友派一辆小面包车送，可是能帮他的人一时都派不出车，只好改乘火车。

有时候一件意外的事能促使人很快地成长，李红儿就属于成长很快的人。下午两人到了火车站，红儿突发奇想，决定将行李暂时寄存，明天一早出发。余正行问这是为什么？红儿道出了她的理由，说余大哥回去一定是住父母家，都有半年没住人了，下午去晚上到或晚上去半夜到都不行，想来想去中午到最好，下午可以从容地收拾一下。余正行不同意，他原打算到了家乡先找家宾馆住一晚，其他事第二天再安排的，于是说：“还是帮我省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