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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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可以解释田陌的遭遇吧。只是,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结果太过沉重了。陈超并不相信前世报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田陌和她父亲的遭遇也都绝非偶然。

他想到自己在中学时代读过的那本《基督山伯爵》。在那部书中,一切令人费解事件的幕后主使,都是那位在不停复仇的基督山伯爵。

难道田陌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要知道,厄运不仅仅降临在她的头上,还有她的父亲老田。也许曾被老田迫害过的人要来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红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就能得到解释了。

可为什么还要报复田陌呢?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复仇者难道真的会为了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箭之仇等这么久吗?

其他被杀害的姑娘情况又如何呢?

陈超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最后这个问题让他注意到田陌与其他被害者的不同之处。

也许其他受害者和田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是没什么头绪。一阵风伴着钟声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该回局里了,陈超觉得自己应该跟于光明谈谈。从他度假期间于光明给他发的那些短信来看,自己的这位搭档一定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关于不辞而别去度假这件事,陈超不知道能不能给搭档一个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对自己当时糟糕的精神状态绝口不提。即便对于光明,这事也是不提为妙。

刚要走出寺门,陈超接到了王主席的回电。

“不好意思啊陈队长,刚才我在洗澡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看到你的短信了。说到受争议这事儿,我想起一个人——天津的退休记者熊明。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编纂了一本受争议文艺作品辞典。我之前就这件事联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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