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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法国的他的老乡李劼人，一时风头甚健。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于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

但其回国后好像回不过神来一样，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五六年前，物是人非，他只好投靠教育总长章士钊，做了一段时间的法制委员。

康白情政途运作已成虚化，同时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师友为之侧目。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首脑，陈述对国事的主张，但是入幕之想又事与愿违，遂选择往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

当20世纪20年代后期，康白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老家讨生活，当时成都新闻界报以热情期待，报纸通讯、消息极尽恭维，诸如：欢迎中国思想界的巨子、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诗人康白情回乡……不一而足。

当时四川的大人物刘湘对之礼遇备至。请见，委以军职，以高级幕僚兼某旅旅长，颇为其他军官侧目。但在这样的位置上，他对军事并无兴趣和专长，却着迷于抽鸦片、吃花酒的恶习，短期内身心大损、意志消沉，无法胜任旅长职务，便专任幕僚。这样浑浑噩噩、寄人篱下又过了两年。

抗战前的几年间，他先后在上海经商卖高级土产，当中学教员，尝试办报。1935年由同学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未几，又因早年的政治作为而解聘。其后多年，康白情辗转于教育与工商界，灰头土脸，毫无所成。相识旧雨，了无联系，有人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

20世纪40年代末，他又到广州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退职返乡。船次途中，病死于三峡门外之巴东。

左右不讨好，竟至于此，也实在罕见。好像他对事物都是轻飘地抓不住重心，难以落地生根，而各派竟也当他充满气的气球，谁都好奇接过来把玩一下，然后纵手一弹，再不理会了。

按说他的社会关系不少，老师辈的蔡元培以及蒋梦麟、胡适、陶孟和；同辈的汪敬熙、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田汉、张闻天、曾琦、许德珩、何鲁之、余景陶、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这时候都若即若离，隔膜甚深了。

他和军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渊源，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源头之一，据说，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不过，这些都难以改变他的性格。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实际上，他的性格是属于漂门——难以在他事实上不感兴趣的行业沉潜涵泳、植根壮大。

据说他上马叙伦哲学课时，因迟到跟马先生顶嘴，态度倨傲，讲歪理，把马老气得发抖。某次上课他故意迟到，马叙伦问之，他答住得远，马先生知其住处就在近旁，斥其所说无理。康白情腆颜答道，你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令马氏七窍生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智识者的末路（9）

康白情既未当好川军的参谋，也没有当好他自己人生的参谋。至于他潦倒而亡，那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时代的诡异，是谁也参谋不来，谁也规划不来的。

观其诗作，充溢一种童稚的趣味：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细草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则其介入政治抑或军事，不管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几乎都是一个笑话了。

康白情的论文《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很像《隋书？地理志》对南北西东各地民性的分析，地理、人性、好尚、气质熔为一炉，但又加入了一定的现代观念，以及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时事对民众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反应，将此也作为新的性格特征。有如此的分析的功夫，他实在大可就此在刘湘部队中做一个有为的幕僚，可是他竟一路衰退下去，仿佛他的老乡苏东坡的诗所说“骏马下注千丈坡”。

他说，寻常东南之人，性浮而易激，故易为暴动……实多乐天而鲜厌世也。其文学美术之盛，为各属之巨擘……又分析西南之人，“唯山境闭塞而民识固蔽也，故无野心，乏远虑，重习惯，偏保守，而以营目前之自存为止……则诈虞佻达逸乐浮动之风，实未让东南之人独步，特不若其甚耳。其人喧于暖风，颇耽情于闺房……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视储蓄”。

这是不错的。可是他又说东南之人摩拳擦掌，做欲斗之状，“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