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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难有任何建树，盖以军阀系列，人事关系变幻游离，每以偶然细故，而动辄得咎，宠信者闲置，疏远者就更加缩手缩脚，其终极原因，乃因军阀部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因主官的归属关系、性格癖好，捭阖纵横的结果，参谋之类人员，很容易受到冲击，而且首当其冲。

谦庐还回忆说，张之江视为右臂者，为张树声将军。其人在帮会中辈分甚高，而矫揉造作令人难耐，他满口耶稣如何如何，毫无江湖豪侠气概。无分昼夜，此公喜御墨镜，颇增神秘之感。谈话时又极慢，且哼且讲，极类京剧中之道白，曾到谦庐那里诊断哮喘症，又衔冯命，邀医官至京郊餐叙：“大夫——咱们的——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啦！……　”言时态度严肃，而语气轻薄；颇似真言，又颇似揶揄，其难测也如此。有人以为此乃张氏在西北军中自保之道，非如是，不能在冯玉祥之榻前，勉为帮会中之老头子。不过为媚冯计，此公每收徒弟时，必令其同时接受洗礼。故冯、李对之，始终宠信不衰；后来他的恩宠还远胜张之江之辈。　。。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8）

妖气与鬼气：旧军队幕僚的底色

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不少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后天却又把臂入林……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颇工于心计，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刘骥、曹浩森等，张宗昌部队参谋长金寿良、李藻麟等。

这种情形在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辈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才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李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传》第十章）

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而民国初年的情形，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而其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