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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许的。

这两年一直想把自己特喜欢的一首四川民歌《大河流水》改出来，试了好多次了，但还是不满意，还要“攻”。

我还特别想重编重唱一些和军队生活有关的老歌，这些歌现在的人已经写不出来了，包括《十八岁》、《打靶归来》、《再见吧，妈妈》等等。在感情上我和这类歌似乎特别对路，此外和重新编唱《怀念战友》大获成功或许也有关系。前两年在上海唱这首歌，于洋、张瑞芳等老艺术家听后都哭了。

当然也有难度。现在的歌都必须有难度，包括技巧的难度。真被难住的时候，就不免有点怀念当初写《蒙古人》的状态。有人说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吧，那时的心态是多么简单，没有更多的考虑，也没指望靠这首歌出名，抱着个吉它，可以说完全是在玩，玩着玩着就成了。

但有时我也会反躬自问：假如《蒙古人》写在今天，还会是那个样子，还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吗？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所谓“无知才能无畏”。一句话，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也不可能回去了。你知道的多了，视野宽了，要求高了，就“畏”了。畏了就难了。问题是你又不能假装不知道，那是驼鸟，不是人。

可难归难，我还是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难度是对真诚的一种考验。

考验都是慢的。那就慢慢来吧。

身份一：歌声里的马头琴

混迹歌坛时间长了，就有一个身分确认问题。

一位评论家称我是“唱蒙古歌的中国歌唱家”。他这个定位定得好。好就好在他这话不是面对外国人，而是面对国内观众说的。

我79年离开内蒙，到现在已二十六个年头了，到北京马上也二十年了。我的汉话说得够溜；我唱汉语歌，粗枝大叶地一耳朵听过去，和汉族歌手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如果你听得仔细，特别是听我唱慢歌的话，就能听出我的“蒙古味”。我曾经唱过张千一的《血色童心》，那整个儿是一首前苏联风格的歌曲，但我唱完后，他们也都说有“蒙古味”。当然总体上也还说得过去，毕竟情摆在那儿。

所谓“蒙古味”，主要是指那种颤音造成的韵致。这是我的民族和她源远流长的文化对我的赋予，对我来说是天生的，想丢都丢不掉、也永远不会丢掉的。

其实其他民族，比如朝鲜族、新疆维吾尔族的歌也都明显用颤音，只是不像我们的那样慢而密集。他们有时用得非常独特，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们的歌手唱汉语歌也可以唱得非常棒，但同样能听出明显的“朝鲜味”、“维族味”，特别是后者，往往特别强烈。

“蒙古味”虽不足以说明我的艺术个性，却是我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核心、最坚硬的一部分。有的蒙古族歌手到北京来打天下的时间比我短得多，但在他（她）们的歌声里已经听不出什么“蒙古味”了。也许在他（她）们看来，“蒙古味”是一种土气、落后的东西，只有尽快克服掉，才能跟上城市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假如真是这样，那我将自甘落后和土气。我珍惜我的“蒙古味”。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蒙古人听我唱蒙古歌，他们会认为我唱的根本就不是传统的蒙古歌。当然他们没有说我有“汉族味”，更没有指斥我“反传统”；他们只是用眼神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某种疑惑，然后很快放下，以便更加热情地接纳我这个草原的儿子。

他们感到疑惑是对的。因为那位评论家的话还没有完。下面的一句是：“但他不是那种背着马头琴在草原上走来走去的民间艺人。”

实际上我是把马头琴放在了心里。另一位评论家正是这样感受的。他说：不管腾格尔唱的是什么，也不管他怎么唱，我们都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到一把马头琴。

两位评论家都是我的知音。他们都既肯定了那种我从草原大地继承下来的东西，又充分注意到了我和传统蒙古歌手的区别。说得夸张一点：我既忠实于自己的天性和本色，又综合了足够多的其他元素，从而锻炼出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既承续了，同时又改变了、发展了蒙古民族的歌唱传统。

我不能说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追求这种个人风格，就像我不能确定我现在的风格就不会再有变化。风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变化的结果，并且从不自觉到自觉有一个过程，其中有许多不经意的、偶然的因素。但我确实可以说，我是融合得比较好的：民歌的元素、美声的元素、摇滚的元素，还有地方戏曲的元素，例如山西梆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