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鼻熬土私獾秸庑┣楸ǎ�敲创撕笮矶嗍虑槲薹ń馐停�###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　想看书来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1）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神因素，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年抗战，八路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相比，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因而精神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进攻，就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防守，就要稳如泰山。那么，“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军民，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当年将帅们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答案。

聂荣臻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大部地区沦入敌手的原因时说：“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程子华也认为这个回合没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次‘扫荡’中，我们无论在物质上或人员上的损失，远比历次反‘扫荡’为大。原因是：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这次‘扫荡’与过去的‘扫荡’作同样的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充分……”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

为时代背景的小说——《腹地》。

这部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写于1942年冬到翌年夏。当时正值日寇对于冀中平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所谓‘五月大扫荡’。我相信中华民族抗战必胜，但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幸存到最后胜利。为了给这场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留下一点儿当事人的见证，我就守着洞口动起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