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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