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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与非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有言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因循守旧、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开拓进取，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荣光”之中，日益教条化，容不得半点创新与改变。徐桐曾说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

有关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对国民的遗毒残害，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定儒家于一尊，影响并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民族的柔弱、虚伪的盛行、科技的落后、官员的腐败、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在这一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关头找到渊源与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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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2）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原始儒学诞生于奴隶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们同为等级社会，其基础与体制如特权、礼教、宗法、世袭、分封等大致相同，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与变化。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后人仍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味拘囿于儒教信条，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美国当代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在他们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中写道：“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教条了。孔子的失败，也是那些对文化传统负有责任的人的失败。他们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创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持这些规范来反对统治者强加的专制主义。”若论责任，儒学失败的最大责任当归于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们对儒教抱住不放，认为它是一济救世的灵丹妙药，值得大力“弘扬”。前些时，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欢呼，将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功视为儒学复兴的象征，认定儒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千古不衰的永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结果儒学还没有席卷全球，却有一场金融大风暴席卷了东南亚，于是，一阵刺耳的喧嚣与鼓噪也就烟消云散了。即使“四小龙”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学的功劳。

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确曾不可否认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价值与精华，但就其本质而言，儒教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也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儒教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下，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导思想，早已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成为遗传基因密码中的分子代代承传，贯注于广大民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于不经意的一瞬间死灰复燃。如何彻底消除两千多年的儒教遗毒，与新时代同步，与普世文明接轨，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还得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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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

一

曹操从古到今，名气都一直很大，大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地步。只是他的这种“名气”往往作为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三国人物的反面陪衬而存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脸”奸臣。

其实，与诸葛亮的“完人”形象——那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相比较，曹操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人”——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完人”。论治国方略，三国时的政治、文化当数曹魏贡献最大，蜀、吴无甚地位；论军事业绩，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回，但全国一统最终还是由他亲手创建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魏国完成；论聪明才智，就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曾坦率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而为自己所不及；论个人成就，曹操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像他这样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且成就卓著的“准帝王”，不唯三国时代，即使翻开整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漫长卷，也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