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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柜门正像一张张开怀大笑的嘴巴和眼睛，发明者这样设计可并不仅仅是出于功能需要）。最后，球的顶部打破了整个的对称关系，就像一束束鲜花，虽说有些难看，中间倒盛满了各种仪器，在这台装置随船通过感光区（即大洋表层阳光能穿透的水域）时，可用以记录温度、气压、光强和传导率。

有人说这台球形装置像颗状态不佳的苏制人造卫星，可加纳却为自己智慧的结晶取了个更响亮的绰号：“美杜莎”球。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美杜莎”果真名副其实，并非徒有神话之名。头几次用这台仪器取样，简直是一无所获。每次努力失败后，加纳就会把它弄到甲板上的小屋里，仔仔细细地检查它与实验室电脑控制器的每一个接口。祖博夫心里于是只好这样想，仪器就像军队已经换防，一下水就能随船规规矩矩地遨游了。

“美杜莎”真正干活儿的时候——当然只是在状态良好的时侯才这样——必须根据其取样范围、依据准确的参数，在几海里的区域内慢慢随船前行，不管海洋状况是否逆转，可能会影响这种安排，或者仪器本身弱不禁风，就像小孩用纸牌做成的小房子，计划都将如期进行。如果一切正常，“美杜莎”一次出海得到的数据就能超过其他仪器二十余次出海所得到的结果。样本更清晰、更准确，处理起来其效率也会高于迄今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别的取样机。不过，只要有什么地方出点小差错，试验就会失败，日程上所排定的整个取样计划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完全取消。

这类科学考察掌握起来很烦琐，“埃克塞特”号上的船员们更是为此大伤脑筋。他们每年有两百天都在海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神经过敏、固执己见，而且（通常）还晕船的科学家，也接收了这些科学家那些不堪一击的破设备。对这些习惯了机油和生铁的人来说，他们那些一架架的硼硅玻璃器皿，还有精神分裂电子学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假如没别的缘故的话，加纳和祖博夫本该有天壤之别，加纳是个科学家，但很像海员，祖博夫是个海员，却很像科学家。

他们在风暴肆虐的甲板上共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他们一起捣鼓新玩意儿，想改进“美杜莎”，要不就对着船上走私来的酒那空空的瓶底儿发牢骚。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而且，不仅如此，祖博夫摆弄“美杜莎”时总是准确无误，对此，加纳私下里也十分放心，这样他一点儿也不用考虑样本的收集，却可以一心扑在样本的处理上。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海洋大气署曾经给加纳拨过一笔研究基金，这笔钱现在大都投到一个由钛和聚氯乙烯做成的大球上了，这个球体装置这会儿正在他们脚下大约两百英尺深的水里遨游着，随着这一切，加纳现在感到心绪平静，但这也只是隐隐约约压住了内心的闲适而已。就祖博夫个人而言，他也知道，实际上只有搜集样本才是他们付出劳动的最好证明。另外，他也时常不客气地提醒加纳，以确认所采集的正确数据本来都是他干的活儿。

红尘难舍（1）

自序

我想谈谈信件，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十多年来，我的母亲在给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经历。我把这上百页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件的副本当做母亲留给我和姐姐的最宝贵的遗产，对有幸读到这些信件的别的人来说，它们同样珍贵。母亲的信件——本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而我父亲在和母亲六年的恋爱期间的信件也同样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些信件包括绘画、即兴创作的诗句及表达狂热爱情的篇章。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信上可以看出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数年后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么一种关系中去。

我和姐姐在长大离家以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写信的家庭传统。我深深地感激罗娜·梅纳德，她一直保存着我同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写给她的信。过了二十多年再回头读这些信，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在海边拾到的漂流瓶。随着一阵巨浪，18岁时的感情和话语又涌上心头。

一部分信件记录了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页左右，它们是我和塞林格从1972年4月到1973年8月的通信。早在我见到这些信的作者之前，我已经爱上了他在字里行间的诉说。塞林格的文字有时滑稽可笑，有时温情脉脉，常常充满智慧、学识和惊人的预见力，正是这些文字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感情，即使在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仍久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