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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好，就是李白好，无关于官场。

相反，苏轼的一生。自嘉祐六年（1061年）其出道，应中制科考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守孝三年后，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任湖州知州；同年获罪被贬黄州（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1085年，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回朝，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任颍州太守；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如此种种，李苏相比，李白是诗人，苏轼是“官”人。所以，看李白的好坏，是看他的诗文，而看苏轼的好坏，该看他的官品。苏轼此人，其一生在为官、求官、做官，所以，苏轼的主流是官人，而非诗人。看苏轼的一生，各种头衔，相当繁复，但去除了不能代表他的意愿的副职和虚职外，也就是任湖州知州、杭州知州、扬州知州、定州知州四个实职。而苏轼在这四州当老大时，从官品上看，他是很不合格的。

苏轼在湖州知州任内，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这湖州，乃水乡。南郊碧浪湖，莲田芙蕖，苏轼是累次泛舟，游赏不厌：“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可就是对水利不放心上：“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意思是宁愿闲坐着看河水向东流淌，也不愿开工水利工程。

苏轼不愿从事水利，因为那是劳力伤财的事，他走捷径了，听了佛印神棍的话，对于湖州的先旱后涝，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这种官，不相信领导，不相信群众，也违背了儒家不信鬼神的原则，不肯脚踏实地的做些实事，而是烧香拜佛，寄托虚妄；像宋徽宗一样，汴京被困，不思战斗，反去烧香。幸好，此时，还非宋徽宗做大，所以，没多久，他苏轼就被朝廷逮进京了。

苏轼在杭州知州任内，主要政绩，也是他一生最能夸口的政绩就是疏浚西湖事了，其实其中是做了不少荒唐事。这些，前文已有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苏轼1092年在颍州，仅半年，来去匆匆，没啥政绩，推动了颍州西湖的建设，当然也忘不了颍州苏堤。颍州半年后，苏轼知扬州了。苏轼在扬州也仅半年，苏粉则赞其在扬州时间虽短，但努力革新鼎故，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好事，给扬州留下了历史文化，并对之后扬州历史文化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说苏轼为民请命，为农民历年的“积欠”而伤心。

呵呵，苏轼，有门道，历年积欠是前任官吏的“积欠”，一，不干我事；二，用你生事。苏轼一到扬州，就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苏轼面对现实，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他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苏轼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虽说各种积欠并没有免除，只是放宽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气了。苏粉们说，此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苏轼也很激动，有诗为证：民营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免积欠，父老颜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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