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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场合”去，这个很不错，这时，他们可以正当地走出神学院，然后要么坐在小酒馆里，或者坐在律师家里喝着果子酒，不用考虑伯克会从他的小藏宝箱里拿出什么来向他们展示，而是争论着关于康德、席勒和舒巴特的问题。下午2　点到6　点安排有练习课——

“则每半个季度由这些教授在教会高级监理和院长的监督下进行考核和排名，在通过各项测试、公开测验并参照哲学系内部在这之前的最后一次排名成绩，他们可以获得硕士殊荣。

此后，他们将学习神学，作为他们的主要专业，并将在三年内在这个系的教授那里完成所有的课程……这三年过后，他们将受到公爵的教会监理会召唤，前往斯图加特去参加主要测试。如果他们通过这次考试，则将获得处理部级事务的许可。他们通常作为助理牧师被移交给州里年长或者疾病缠身的神职人员，或者他们将获得一个空缺的职位，直到该职位被人重新占领。一些人将获准离开，并在公爵领地之内或者之外担任太傅或者私人家庭教师——”

——就像荷尔德林那样，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在为他最终的逃亡做准备了。在别人的建议下，他提前中断了为期3　年的学习期限，并第一次尝试着在夏洛特·　卡尔布家里当起了私人教师，简单说来就是家庭教师——

“——那些因学科成绩好、勤奋和道德品质高尚的学生则具备了成为助理教师的资质。”　就是这样，谁乐意屈从，谁就有能力把所学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一个任免的默认传统。

我自问，这些人是如何理解时间的，他们被蒙蔽起来了。斯图加特的专制主义君主精心创造出一个由最高地位的人统治的时代：没有持续的兴奋状态，也没有骚乱。

荷尔德林还在毛尔布隆的时候，1787年5　月，受人钦佩的舒巴特在经过10年的监禁后从霍恩阿斯佩格被释放出来了。寄宿生们应该谈论过这件事，这是一定的，并且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把这次释放看成是一次政治行为，而更多的是看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也是被囚禁者呢？

起初，这种状况在蒂宾根没有发生改变。老师们大多数“保持着学术方面的静止状态”，他们朝后看，不敢与新鲜事物打交道，遵守着传统。这样的状况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尤其在助理教师当中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比如，他们研究了沉寂而遭到贬损的康德，并被他的思想所主导着。合乎道德的行为的特权很快受到了激烈的讨论，这远远比伯克、或者后来弗拉特的教条主义，要打动神学院里的学生们。

院长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施努雷尔无疑是所有老师当中最开明的一个。他不是神学家，而是东方学家，他允许学生有一定的自由，做出的反应很具有启蒙意义。当法国革命的热潮蔓延到蒂宾根时，他完全是独立自主地经受住了公爵的考验。

我现在又得说到荷尔德林了，虽然他一再抗拒修道院里的强制性劳役，也向在诺尔廷根的母亲建议了终止大学学习从而改学法律。但是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与他离得最近的人对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在玛格瑙和诺伊弗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想法相同的人，“我们有着三个身体，一个灵魂。”

Ⅰ　友谊（4）

两个人都比他高两个年级，玛格瑙不是那么机灵，位居路德维希·　诺伊弗之下。虽然诺伊弗在这个3　人联盟当中说了算，中规中矩地写了一首接一首的平庸诗歌，并与某些文豪保持着联系，但是他仍然把荷尔德林看成是他们的诗人，并让他成了他们友谊的中心点。

我打开这些图片，就仿佛在翻阅一本相册一般。我熟悉这些脸庞，只是不同的是，我从未在它们活生生的时候碰见过它们，我只是从自己对它们一次又一次好奇的注视之中回忆起它们，只是油画、版画、剪纸上的脸庞，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而也只是凭着记忆或者是按照一个糟糕的展览模型画出来的，这些脸庞很难还原出任何关于那个人的信息，那个曾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存在着、说着话、思考着、感觉着的人的信息。我知道，我的记忆将我所熟悉的人、亲戚、朋友以及见过的人的面部特征投射到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之中，我将它们进行比较，虽然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他或许有一点点与他相像的地方，也是那么容易冲动并且有一点肤浅，虚荣心受到伤害后也会被激怒；而她是那种一直静静地在旁边坐着的类型，面带微笑。没人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还是只是因为愚蠢才傻笑。这都是一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脸庞，就仿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