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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回家去。

下一次进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入侵这里。移位的书签已不再显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会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那么电话费账单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时恍惚。也许那通电话确实是我打的,只是忘记那是谁的号码,然后又看错了通话记录列出的时间。现在我想找那份账单却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缴完费便随手丢掉,然后清洁工又清空了字纸篓。 然而,寻找账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房间里有些什么。先前我从未想过要清点,毕竟谁会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久已无人使用、无人拥有的物品,陈旧得几乎只是尘封记忆的东西上?但我好奇心起,开始刻意清点。

沾有黑色污渍的木椅与木书架;不太白的墙壁;灰色的地毯和门;四个抽屉的金属档案柜,柜顶蹲着一台惠普打印机;窗棂旁两张大而无当的书桌,一张放着一台戴尔台式电脑,另一张摆了个大型订书机;一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放在打开的包装盒里;我自己的书桌则是桌腿边绕满电线,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丽龙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洁工吸尘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里有扇我从没开过的门。打开来看,是个储物柜,底部放着一台冬眠中的冷气,两旁的安装架收折整齐。挂钩上一只金属衣架,架上的衣服还包着干洗后的塑料套,上方则挂着一顶紫褐色女用贝蕾帽。也许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东西?我关上这扇门。窗台上立着几张弯卷褪色的卡片,我打开来看,全是学生送给芭芭拉的:谢谢你:你的慷慨和体谅将长存我心。金属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时钟,旁边摆着好几个釉色鲜艳、看似出自业余之手的烧陶马克杯。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怎么有趣,但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注意到它们,这点倒令我觉得有趣。另一个架子上有一只铜钵,里面装着若干小石头、一块石英、一颗枞果、一枚发黑的硬币——仔细看看,是保加利亚币;还有一个钥匙圈和一根松鸦羽毛。墙上有一幅裱框的马蒂斯静物画,一个钉着旧课程表的小型软木公布栏,旁边是一张边缘粗糙不齐、看似手工制品的纸,金字烫印了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独角人 第1章(4)

在我死后不会被遗忘的事。

我想我要写书。

——路易莎·梅·阿尔考特 (译注: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作家,最知名作品为《小妇人》。

天花板上贴着白色齿孔瓷砖,一角因漏水染上黄渍。房里的照明是塑料灯座上的三根日光灯管。

我将房内检视完毕,好奇心并未大获满足,倒是想着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进这里,挂起贝蕾帽和干洗衣物,高高兴兴瞥向那些卡片、那则激励人心的引文,从包装盒里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为来上课的学生煮咖啡,摆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个性格温厚勤勉的灵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详。

独角人 第2章(1)

同一周的后来某天,我参加了性骚扰防制委员会的会议。像我这样初来乍到就进入这个委员会,的确不太寻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时,曾是该校纪律委员会的一员,校方认为我的经验在这里可能也派得上用场,因此本学期初委员会空出一个席位时,他们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犹豫过一阵子,因为尝过做这种工作的人必定会遭受的敌意对待。在路易斯安那时,有一次校内聚会,一位资深教授无意间听到一名大二学生警告几个新生要小心恙虫(chigger)——这种昆虫会钻进人的皮肤,是当地常见的恼人问题。那教授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话:“我们不可以再叫它们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得改说chegro才行。”译注:这里是从chigger联想到nigger(黑鬼) 一词,后者因意带侮辱,已改为较为中性的negro,所以该教授也依样画葫芦地把chigger改为chegro。

那些学生很快便察觉这句话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潜伏着种族歧视的嘴脸,聚会还没结束,他们已向学生会提出申诉。事情闹上纪律委员会,委员全体一致同意这笑话是一种语言行为(speech act),显示说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感受暗含轻蔑。委员会要求该教授书面道歉,他却辞职了——此举在当地报章掀起轩然大波。有好几周的时间,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诛笔伐,俨然成了“政治正确”这个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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