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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3）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的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58页）曾很确凿地断言：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治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的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扒皮，更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