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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短痛。

此即抗战前蒋介石的心理和作战指导原则。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蒋纬国口述自传》9页）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3）

这在蒋纬国自传出版之前，尚未看到如此精辟的论述。这里涉及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他进一步分析说：“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的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作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蒋纬国口述自传》12页）

退台后，蒋先生再次强调“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曾经要陆军研究后做观摩演习。蒋纬国接到命令和他父亲同行。到达演习地点，发现一支部队站在水塘里面，蒋介石看了就问怎会站在水塘里？那些人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蒋先生听了觉得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说：“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因为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其应变的灵活很大。蒋纬国以为，这真是教条的典型，因为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蒋介石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蒋纬国口述回忆》17页）。

抗战初期，日本侵华由北向南压制的企图已非常明显。东北早已在其占领中，在华北又频频得手。

陈建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政工人员，和一群青年军人被派遣到晋察绥前方，担任战地政务工作。他们搭乘蒸笼一样闷热的津浦路火车，浩浩荡荡北上，每个人都如荆轲赴秦。经陇海路到潼关，渡过黄河，再转同蒲路到太原。参加骑兵部队，驰驱塞外，从事战斗杀敌工作。

他的《戎马关山——蒙疆喋血记》回忆，阎锡山在山西，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理论研究机构、军政训练机构。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平津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大批地涌到太原，各种各式的宣传口号也都纷纷出现。

敌人对平绥线的作战，系分三路进兵。我方的部署，则以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由十三军防守南口、居庸关、怀来一线……而由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大同，全面指挥督导。

傅作义的总部，初设于大同近郊的口泉，表示有信心打胜仗。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4）

然而，日军对太原展开全面攻击之前，即采取空军与机械化部队的密切配合，飞机不断出动炸射，造成重大伤亡。“傅作义日坐愁城，早晚都在他设在城墙防空洞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