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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一本*，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我这九十年》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2010年3月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1）

1938年寒冬，70岁的父亲在他秘密的陕北之旅中，把我送到了满目疮痍的延安。他这次辛苦劳累的颠簸北上，永远地决定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60年代，我和姐姐们、还有外甥辈们约好，1969年一起去给我父亲做百岁大寿。因为父亲一直很健康，我们都相信他一定能更长寿。没想到，遇上“*”乱世，父亲郁郁而终。

我的父亲任芝铭是1869年出生，一百年后的1969年去世的。

1。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我小时候，家境宽裕。及长，才知曾经家道艰难。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早年间挑着担子从山东逃荒到河南新蔡的县城贫民，无田无地，以贩卖青菜为生，所得仅可糊口。母亲讲，爷爷虽然穷，但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便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一点儿便宜都不占。他坚守他的为人准则：“穷也穷个干净。”我的奶奶则勤俭持家，苦度岁月。父亲在这样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爷爷虽然穷，但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决心让我父亲读书，指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改换门庭。可是，1877年父亲八岁时，该念书了，爷爷却拿不出钱来。幸得我崔氏姨奶资助，父亲才能入读私塾，得不废学。后来，1888年，他十九岁考过童试，以秀才入学，后从温泽瑶先生读书。据说二十岁补为廪生。

父亲是1869年阴历*出生的，原名近三，字子勉。曾因逃亡化名，以子勉改用志民、珉、芝铭。他生活的年代，婚姻讲究媒妁之言。我的母亲年轻时，父母早亡，兄嫂做主。媒人提亲给她说我父亲时，她的嫂子嫌我父亲家穷，不愿意。但是我母亲自己同意，一定要嫁。她说：“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母亲名张梦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