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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

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还算是得心应手的。

可能跟毛主席最爱看古装戏有关吧——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最爱看古装戏，自买回“戏箱”后，差不多四年时间，延安只演出古装戏，而没演过现代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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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鲁艺平剧团，毛主席请我们听京剧唱片

我没想到，因为我课余演了些京剧，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后，竟真的干上了京剧专业。

1940年4月，鲁艺成立了以专业研究、演出京剧为宗旨的平剧团，全称鲁艺平剧团。这是延安第二个京剧专业组织。它比旧剧研究班提高了一步。团员最初二十余人，演员不足，演出时还需要团外的业余爱好者参加。后来，人数逐渐增多，达到四十余人，艺术力量也有所加强，中小型剧目可以自行演出了。但演出大型剧目，仍需外援。由于团里部分同志对京剧了解不多，需要学习，还新招收了十来个学员，因此，除研究和演出外，鲁艺平剧团还有很重要的教学任务。

那年，戏剧系结业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新成立的鲁艺平剧团工作。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因为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爱好京剧，也演出过一些京剧，受到观众欢迎，得到领导鼓励。但我不心甘情愿以演京剧为专业，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参加革命，怎么能搞比较老的艺术种类呢。京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话剧才是新事物，再说我学的也是话剧呀。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搞京剧也是革命工作，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我就服从了党的分配，也想通了，干啥不是干革命呀。况且，周恩来同志信中对我演出的鼓励，领导对我的重视，还有观众对我的肯定，那时候，确实是激励我的动力。从此，我结束了话剧专业的学习，开始了京剧专业的工作。

鲁艺成立平剧团后，在延安专业搞京剧的成员就有几十个人了。我在团里当演员，在党内任支部委员。这段时间，除了还参加演出前面说的几个保留剧目外，我又主演了几个戏：讲何玉凤为父报仇、得配姻缘的《十三妹》，讲苏三被解到太原、王金龙三堂会审的《玉堂春》，讲赵艳容金殿装疯、绝胡亥纳妃之意的《宇宙锋》。我还跟别人联合主演了几出：讲甘露寺弄假成真、刘备娶孙尚香的《龙凤呈祥》，讲铁镜公主盗取令箭、杨延辉思亲探母的《四郎探母》，讲王桂英以亲子抵罪、放走沉香的《宝莲灯》，讲正德皇帝戏耍店女凤姐、封她为嬉耍宫妃的《梅龙镇》，讲杨三春陷害李奇、李桂枝为父雪冤的《奇双会》。这些戏，都是边学边演的。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增加，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

我们在延安演的《玉堂春》，不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是以“说戏”的方式教习的，而是王一达、石畅他们在旧戏的基础上去粗取精，重新编排的。故事、人物都没变，但精致了许多。王一达吸收话剧导演手法，导演了这出戏。延安的京剧导演制就是始于这出《玉堂春》。京剧导演制的结果是，剧中人物不能由着演员自我表现、随便加词儿。这其实就是导演制的目的。几年后，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延安平剧院的人问他在重庆看戏了吗？他说蒋介石请他看了厉家班演的《十三妹》。又问，演技比我们的好吧？毛说，演技比你们的好，但演出风格没你们的高。他指的就是旧剧演员的舞台风格。

毛主席爱看古装戏，每有演出，他总来看。有时，在演出之后，他会见全体演职员，并同大家一起吃夜餐。一次在杨家岭一个很小的礼堂，我们演出传统本子的《游龙戏凤》（《梅龙镇》）和《托兆碰碑》。《托兆碰碑》是讲杨继业被困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的故事，里面有鬼戏。开演前剧团负责人罗合如说这戏有鬼的角色，毛主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