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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讨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齐燕铭待人亲切，对同志非常友好。建国后我曾有事请他帮助，他帮助解决后，没找到我，就给我写信告知结果，托阿甲把信转交给我，使我十分感动。所有这些老师同志对我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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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延安，我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辈子，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京剧，是在延安；我最后一次登台演京剧，也是在延安。1949年2月，我作为西北大区的妇女代表，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坐着大卡车，从延安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那以后，我再没演过。

我搞京剧，是服从组织分配，本非所愿。我也自知，我演京剧，并不是很有才华，只是“此地无朱砂，红土以为贵”，当时延安没有更好的京剧旦角演员，我就歪打正着，成了“主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领导同志的肯定，甚至得到了诸如“延安梅兰芳”那类名不副实的过高美誉。这当然能促使我尽力为那时的京剧工作付出努力。从在鲁艺戏剧系学习起，到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止，我在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参加演出了京剧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共三五十出，几百场，时间长达十年。

但我明确地知道，我的条件和才能同我那时所受到的赞誉是不相称的。因此，我考虑，即将全国解放，京剧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大有人在，我的艺术水平是不能满足更广大观众的要求的。在解放区从事京剧事业，就像是冥冥中安排的我的使命，我已经力所能及地完成了它，走过了那段历史。现在，应该愉快地退出舞台了。

那时，我的爱人王一达也愿意改做其他工作。我们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改行要求，经安子文同志批准，把我们俩留在北京分配工作。

从此，我再没有登上过舞台。

当年，我父亲送我到延安后，跟我二姐和维世一起商量，让我进了鲁艺。父亲知道我是去学戏剧，话剧，知道我的工作是搞文艺，搞新文艺的新艺术形式。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延安竟然搞了十年戏曲，演了十年京剧。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他直到“*”中去世也不知道。

我离开延安已经六十多年了，人已老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鲁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从来没有忘记过延安平剧院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年里我工作过的单位，那些年里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那都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那时我们多年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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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冬天的黄土高原，极目望去，光山秃塬，四野苍凉。我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了陕北。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派出的两辆破卡车上，几十名热血青年，望眼荒野，心中都难免生出一丝惆怅。但那时投奔革命队伍的一腔豪情，使我们在五六天的汽车颠簸中，保持了乐观。我的七十岁的父亲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送我去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现在汽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开到，那时却要开上五六天。土路狭窄，险象环生，随山势上下，顺沟壑曲折。一些侧临深谷的险路，让大家都很紧张，我们甚至能从路边望见深谷中摔落的卡车。我想，那车上本来载的可能也是来投奔革命的年轻人，一个车祸，他们就都没了。

那一路，虽是天苍苍，野茫茫，我却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对即将跟二姐和维世相聚而心向往之。父亲怕我冷时，就把我搂在他怀中。他一路指点山野，告诉我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能吃苦。现在想起来，父亲能下那么大的决心，以七十高龄颠簸劳累，送女北上，他那时候对共产党能救民于水火，是有着多么强的信任。下了辽阔的洛川塬、鄜县塬，穿过鄜县、甘泉的山川，再弯弯曲曲地爬过陡峭的九焰山，汽车就一路下坡，直到我们看见一座光秃秃全是耕地的山峁上，竖立着一个延安宝塔。

1。　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我是1938年冬到延安的。那时，我眼前的延安城，已经被日本飞机轰炸了多次，被夷为平地了。我们步行往返于延安南门外和北门外时，说是穿城而过，实际上是走过一片废墟，残垣断壁，没有人烟。从那时开始，我过了十年窑洞生活。

我到延安后，直接考入了鲁艺戏剧系，学习话剧。1939年3月，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在鲁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是苏灵扬发展的。苏灵扬是周扬同志的夫人，那时候当着鲁艺的女生生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