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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达才照顾我。在“坦白运动”里，人人都得坦白，全是自编故事，说自己思想落后、来延安目的不纯、以前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等等。而当时我在生孩子，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一达说我，要是整到你头上，你不会编，“坦白”不出东西来，非自杀不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石畅就因此自杀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能翻身了，才开始喂奶。又好几天以后，才能坐起来。人瘦了一大圈儿，开始连路都走不了，后来慢慢地才恢复体力。回到家，就开始自己带孩子了。除了吃食堂的饭，一达还在我们窑洞门口的土坡上挖了个灶洞，支个小锅，捡些柴回来，有时在那儿给我做点儿好吃的——比如，组织上给产妇发点儿白面，他托人给换回来几斤挂面，煮给我吃。我这大儿子延风，小时候条件艰苦，没有营养，整天耷拉着头，小脸焦黄，非常可怜。他最好的营养品，就是我们每天到山下伙房里，老邸师傅给撇的那点儿小米汤油。

老邸叫邸奎元，是延安平剧院伙房的大师傅。他是种蓝（一种染料）能手，评上过劳动模范。我们在延安穿的蓝布衣服，就是用这种染料染的。我们那时年轻，不问谁来自哪里，只知道老邸是河北人，好像是张一山同志的老乡。他十三岁就结了婚，比媳妇小七岁，是小女婿。到延安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延风那时管他叫爷爷。老邸喜欢延风，对我们特别好。单位里人多，我们到伙房打饭时，老邸就主动给延风撇小米粥上的汤。那时我的奶是清水。幸亏有老邸，延风才能喝上米汤，有点儿营养。记得老邸好像还有点儿钱，给延风买过吃的。老邸很朴实善良，过几年解放后，他觉得革命胜利了，工作干完了，就回老家了。后来我们在天津工作住在迪化道时，他还来过我家，住了好久，帮着我们做饭。

延风长到三岁时，1946年，才第一次吃到糖，是牟决鸣从重庆给捎来的。那年底，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全部撤离。我把延风放在一只筐里，驮在一匹老马背上，跟刘竞雄同志一起，走了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

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

1948年延安从胡宗南手里收复后，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些人又奉命回到延安。我们住到了宝塔山面向城南的半山上。那时我怀上了大女儿。

当时，宝塔山下比较热闹，有卖米酒的，卖西瓜的。因为贺龙同志的副官给过一达一点儿钱，还给过他罐头，所以，我怀大女儿的时候，吃过两次西瓜，喝过两次米酒，还吃过一次罐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简直好吃极了。

我怀孕不到九个月，好像要生了，单位的人就把我抬到乔儿沟去了。鲁艺原来就在这个乔儿沟村里。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已经没有了，只有离城七里地外的乔儿沟有这么个临时医院，是由几个大夫凑成的一个医疗小组。我住进了临时医院，却又没事儿了。大夫说，你就住着吧，要不，走了没几天，又得把你抬回来。我就住下了。没想到，住了快一个月，才生了大女儿。

这个临时医院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条件非常差。我住的这间病房，拐弯里间窑住着彭德怀的爱人蒲安修和张经武的爱人杨刚，我记得她们都在那儿割痔疮。外屋炕上四个都是大肚子孕妇，等着生的。加上我，就五个产妇了。炕上睡不下，就给我在炕边搭了块木板，铺上草，我就睡在那上面。挨着我躺的是这边炕上的洪红。她爱聊天，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记得她说她最喜欢花布，一见到花布就走不动了。

那一个月，这些产妇们天天住在那儿，却一个都不生。每天都准备着，可是每天都没情况。最后，入冬时节了，竟然集体行动，一晚上就生了四个。我是那晚上的最后一个。轮到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干燥的消毒巾什么的了，所有东西都是前几位产妇刚用过的，现洗现消毒。用在我这儿，完全湿冷冰凉。我在凌晨时候生下了大女儿，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快两天了，我的腿脚都是冰凉的。我只好求人给我烧了块热砖，找些烂纸烂布包裹，放在我腿下，我的腿脚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次生完孩子后，孩子由产妇自己带。不像生延风的时候，有正规的延安中央医院，有婴儿室，有窑洞里面的通道。这次在乔儿沟，条件差得远了。我睡的那块木板很窄，因此我老担心孩子会被我挤掉地下去，我就没法儿睡觉。刚生了孩子，我们所有产妇就都得自己用凉水洗尿介子——没有热水，冷得不行。11月的初冬季节，病房窑洞里也不生火，夜里给孩子换尿布，实在太冷，我就蒙着被子跪在床上，把我和孩子都盖住，黑着眼儿摸索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