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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杂志社写了一封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当《中国青年报》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之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在该报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讨论。人们围绕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为此，给你们布置了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题。同学们交上来的作文，我都作了批改。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写得都很不错。这说明了大家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独立思考……”

李祖明老师，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两鬓斑白，皮肤粗糙，有些驼背。他今年四十五岁，而外表比实际年龄却显得苍老许多。不过，他讲课时那流畅的语句与合拍的手势，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极富人生激情的教师。

从本校初中部升至高中部的学生们都知道，几年前有一个叫“李老头”的校园勤杂工。那是一个头发花白凌乱、戴着总是缺了一条腿的近视眼镜，整天穿着一身灰色破旧帆布衣服的男人。多年来，这个“李老头”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扫马路，清楼道、擦窗户、洗厕所，还兼做一些搬扛运送杂物的活儿。他走路时习惯于低垂着脑袋，从来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向他问话，他的回答大都是“哦”、“嗯”、“是”的几个单词。他在学校里的住处，是一间简陋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一个人没有家室老小，过着一种狐独而凄苦的日子。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之际，高中一年级文科（1）班的学生们才惊讶地发现，讲台上站着的这位新来的语文老师竟然就是他们以前都非常熟悉的校园勤杂工“李老头”。

原来，二十多年前，李祖明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疆市第六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时刚满二十四岁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同时也被剥夺了走上讲课的权力。从此，他便在学校后勤科的监管下扛起了扫把，就地被劳动改造。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给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劳动改造的工作仍不变。“*”期间，他作为“黑五类”（注：简称“地、富、反、坏、右”）中的“摘帽”右派，自然少不了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经常在大会上揪出来批斗。多年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长年累月地充当着勤杂工的角色。直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李祖明终于被彻底“*”了，并重新走上了讲台。这时，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工作上，很快以其才华横溢的教学水平赢得了文科（1）班同学们的敬重和爱戴。

“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们热衷探索的问题。你们马上即将高中毕业，不论今后能否则继续升学，迟早都要走进社会去面对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情呀。”李祖明老师指着写在黑板上的那句口号，面对着全班同学们的目光，侃侃而谈：“你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口号在五十年代就曾经风行一时。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报纸杂志又再次把这句话拿出来让人们展开讨论，那么，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主动地举起了右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班长廖明超头一个站起来，充满激情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我们应该大讲‘为人民服务’，大讲“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在为实现“四化”的新长征路上，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一辈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完全赞同班长的观点。”刘云峰接着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说道：“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服务于人民，奉献于社会。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人和做事。”

“我认为，”何秋霖的发言换了一个视角，剖析道：“潘晓所说的‘主观为自已，客观为别人’，完全就是抱着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遭到彻底批判。”

“有没有谁有不同的意见？”李祖明老师微笑着问道。

座位上的同学们开始私下与同桌嘀嘀咕咕，议论纷纷。

“我并不反对奉献精神，”副班长吴燕玲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说道：“我觉得‘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