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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反思。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2）

在国外政府的适度干预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电信因为裁员在一年半时间内接连发生了30多起员工自杀事件，一时在法国引起公愤。工会组织公开进行谴责，法国总统亲自过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辞职。法国劳工部在发现法国电信员工自杀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后，建议检察机关开展正式司法调查。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法国电信不得不推迟重组计划，采取措施减轻员工压力。这说明，除了追逐利润，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相对国外比较完善的机制和企业相对成熟的理念，对于富士康履行社会责任的整改表现，各界反应不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这些迥异的观念，可能需要重点和一般兼顾地加以实际地统筹解决。

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企业都能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我们的社会无疑会和谐许多。

履责：从道歉和员工加薪开始

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注定不是恒久的，并且一直都会处于“血汗工厂”的争议漩涡之中。

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曾经有一篇报道披露，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并促使多家关注劳工权益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出抵制苹果产品的号召。该文的发表还直接引发了苹果公司派出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履行社会责任，进驻富士康深圳工厂，展开全方位的有关工人待遇的调查。这些，应该不是富士康和其他类似企业所希望看到的。

这一次，在不断发生的跳楼事件中，社会大众也适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5月25日，香港的职工盟和大学师生组织抗议富士康，呼吁抵制iPhone，同时高举“自杀非偶然，管理要改善”、“无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标语牌抗议。而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中，富士康更是遭到大部分网友的唾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包括“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瞿海源等重量级学者在内的150位台湾地区学者、30位海外学者，针对此次恶性事件，联合发表声明，直指“剥削劳工的富士康及郭台铭根本是‘台湾之耻’”，表示不应欢迎像富士康这类的企业鲑鱼返乡。学者甚至疾呼各界持续关注跨国公司的剥削行为，促使台商在大陆的员工劳动条件改善。

台湾地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所长黄德北根据自己的调查披露，Apple等跨国品牌基于“零库存”的生产方式，往往在接到客户订单后才要求富士康等代工厂加班赶工，不能说是大陆民工要求加班好赚更多钱。他两年前曾到台达电珠三角的工厂调查研究，当时台达电就已形成合法加班的模式，但富士康在这次加薪之后，工资才追上台达电标准。黄德北先生的批评没留丝毫情面：“郭台铭是台湾地区之耻”，富士康是羞辱的代名词。并且他质疑：“吴敦义和王金平为何还在帮忙*？”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3）

台湾地区辅仁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何东洪更指出，人类历史近百年来，没有一次因劳工事件促成加薪一倍的案例，这次富士康加薪只是凸显出以前企业对员工盘剥程度的严重。

学者在联合声明中除了呼吁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建立尊重人性的生产流程，以及希望大陆调高基本工资到生活需求的水准外，也抨击台湾地区当局对富士康事件的反应“不恰当”。东海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杨友仁质疑，在大陆、东南亚剥削劳工的台商，“还算是自己人吗？”他认为台湾地区应更积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责任。

对于岛内这些尖锐的学者批评意见，富士康一改往日的争辩，选择了虚心应对。鸿海集团发言人表示要“虚心检讨，并全力改善”，“请社会各界与媒体，都多给鸿海一些时间”。

毫无疑问，“连跳”事件已重创富士康企